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似乎在一夜之间,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就诞生了。这个被简称为RCEP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化逆流的背景下,像是一艘诺亚方舟,也像是一座可以望见的灯塔。
这个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和基础,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这正是RCEP英文缩写的由来。在15个缔约国中,既有中国、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也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资源型经济体,亦有东盟国家这样在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体,覆盖范围之广、经济发展阶段跨越之大、开放水平之高,均属当代自由贸易协定的翘楚所在。
这份重要的自贸协定,历经8年谈判,几经延迟,博弈不断,但终于签署。在中美经贸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RCEP对于中国十分重要,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无论是日本还是东盟,抑或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务实地意识到,保留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火种,对国家和世界将有多么重要。
尽管如此,协定中所有实质性的内容,仍需经过彼此之间的过招与博弈,求同存异成为协定能够最终签署的保障,关税加上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投资、知识产权、贸易救济这些有着直接影响的领域,无不如此。
这其中,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样在继续学习这个自己不能离开,也不能离开自己的世界。协定里的中国,就是这样一面理解世界和中国自己的镜子。
诞生就在博弈中
“8年的谈判时间,以国际间自贸协定的眼光来看,不算长,但也不算短了。”一位长期从事国际贸易法律研究的专家告诉《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此类协定的谈判缔约周期,既有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历经漫长的10年谈判,也有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在5年之内就缔约成型。
实际上,8年只是RCEP的谈判时间,如果追溯起源,这一切的动议大体可以追溯到1997年。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东亚主要经济体所受冲击颇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7年12月,东盟十国邀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进行非正式会谈,从而开启了“东盟10国+中日韩3国”的对话模式,也就是“10+3”模式。
在“10+3”模式的基础上,2001年,基于“10+3”的东亚自贸区模式被提出,英文简称FTAAP。“这个模式,是在10+3对话模式下设立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来的,东亚自贸区当时在构想中,是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3国,当时还有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也是这个小组提出来的,当时还形成了报告。”前述专家告诉记者。
一些参与过当时政策研究的人士都向记者回忆,对于这一构想,当时中国和东盟国家都是很支持、很积极的。尤其是2004年的10+3会谈上,中国牵头启动了FTAAP(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学术研究,当时很多中国方面的专家学者,都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中国角色,在此时已有显露。
“但是,日本方面有不同的考虑,当时日本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拉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构建一个’东亚紧密经济伙伴关系‘,这个构想被称为CEPEA,是一个‘10+6’模式,也就是东盟10国和中、日、韩、澳、新、印,我们当时都认为,这是日本担心只基于‘10+3’的FTAAP中,无法与中国抗衡。”一位参与当时政策研究的人士说。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一构想并未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围绕东亚经济和贸易的构建工作暂时停滞下来。当时,参与工作的人们或许意识不到,转机在几年后就要到来。
“中国风格”的协定
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推行“重回亚太”战略,在美国的外交棋局上,亚太地区的权重开始迅速增大。在这样的战略大背景下,奥巴马的幕僚团队发现了一个只有四个国家缔约、而且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参与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等深线》记者查阅相关国际法律文件显示,这四个国家即是文莱、新西兰、新加坡和智利。此四国恰好地处太平洋的两端,从而形成了一个跨太平洋“两端”的自由贸易协定。多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专家都认为,这就是“跨太平洋战略经贸伙伴协定”的初始形态。
奥巴马的幕僚团队发现了这个协定,并认为其恰好可以承载奥巴马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于是,美国迅速介入这项协定,并迅速将其扩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