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讲述汪家祐教授精彩的会计人生。
“我12岁就学会计了，到现在已经76年了。”88岁的会计界老前辈汪家祐告诉我们。七十六年，从风华正茂的少年到疾病缠身的晚年，从备受歧视的右派到受人尊敬的会计专家，经历过疾风暴雨的运动，也亲历过热火朝天的深圳建设，终究是一个聪明人穿行于人世间，最终将聪明化为通达人生的大智慧。
“毫不费力”的学生时代——有些人的存在，真的是令人自惭形秽，完全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不论逆境顺境，好像命运早就这样安排好。
汪家祐1930年出生在上海的老城厢。他父亲本来是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老师，后来自学成才，考了英租界的医生执照，做了私人医生。因为生意很好，家里盖了洋房，买了小汽车，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少有的富裕家庭了。但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占了上海，汪家祐父亲身体不好，无法继续工作，没有了收入，只好把房子租出去，靠租金来维持生活，再加上通货膨胀导致租金越来越不值钱，家里的日子日益艰难。
经历了家境的由盛转衰，汪家祐上初中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毕业后就可以工作的中学。“这个中学叫善志义务中学，初中就有《簿记学》、《珠算》等几门和会计有关的课程。所以，我准备初中毕业以后实在不行就去当一个记账员吧。”那是抗日战争仍在进行的1942年，汪家祐刚刚12岁。
汪家祐初中毕业后，家境仍然不好，但是由于复旦中学有奖学金，于是他上了复旦中学的高中。“复旦中学有普通科、商科两种，我为了高中毕业以后就能工作，所以就上了商科，又学会计、商法、计算技术等等。”
1948年复旦中学毕业以后，由于成绩优异，汪家祐没有经过考试就直接升到复旦大学会计系。（说到这，小编忍不住酸了，1948年保送复旦大学，我就是一颗柠檬树！）
他自认为并不是个用功读书的学生，大学四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新泾区区政府里做会计，只有学期终了的时候回学校参加考试。快毕业时，又赶上三反五反运动，他又被上海市税务局找去查账。但由于他的会计基础很好，加上天资聪明，仍然深受老师们的喜欢。
在复旦大学，汪家祐真正好好上课的只有第一学期。第一学期给他上会计课的是高治宇（会计史研究专家，著有《中国会计发展简史》，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高治宇讲完课就走了，一般对学生情况不了解，但是对汪家祐却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学生的会计学得很好。
“那个时候做习题，她在黑板上写题目，我们在下面写会计分录。她写完了正在拍手上的粉笔灰，我已经出门了。到了门口，她说，这位同学你回来，不会做可以问。我说，我会做，你在讲台的时候我已经交卷了。她说，先别走，我看你做得对不对。一看，全对，走吧走吧。”
当时担任复旦大学会计系系主任的雍家源（我国第一位政府会计大家，设计了我国第一套现代政府会计制度，著有我国第一本政府会计专著《中国政府会计论》），虽然没有给汪家祐上过课，但是对这个聪明的学生印象很好。
1952年汪家祐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和人大高等学校师资研究生班在全国各大高校招人（这段会计历史可参见《会计教育界学习苏联往事》一文），因为有高治宇、雍家源的推荐，他很幸运地上了人大高等学校师资研究生班。
“这个班学生不是考试选拔的，是人民大学派出系和教研室领导到全国各个著名大学去，从毕业生里挑，挑选标准不是第一名的分数，而是吸收知识能力强、有创新精神的先进的学生。复旦大学系领导和老师就建议把我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这个研究班。”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提倡课堂讨论，学习氛围相对比较自由。汪家祐在那里如鱼得水。
“有老师讲《基本建设财务》，中间有一章有一个公式，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把公式推导出来。我举手说，老师，我十分钟就可以推导出来了。老师说，我讲得挺累的，那你来讲。结果我真的十分钟就讲完了。”
1955年，人大三年的学习结束后，由于成绩优异，汪家祐顺利留校任教。
“被聪明耽误”的中年时光
好景不长，汪家祐刚在人大工作两年，1957年就由于向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
“我提的什么意见呢？主要是两个意见。一个是评讲师，好几十个知识分子都评不上，但系副书记评上了讲师。他不是知识分子，念个文件常常念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评上了讲师。所以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叫《讲师歌》，说的就是这个事。第二个意见，我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很少有自下而上的监督，这样干部容易犯错误，容易腐败。”
从此以后，汪家祐就不能正常上课了。1959年，北京清理几类人员，汪家祐的爱人邱凤宝由于是资产阶级出身，也在被清理的范围内，被“清理”到青海财经学院（1955年青海省财经学校创建；1958年升格为青海财经学院；后几经撤并，成为青海大学财经学院的一部分）。汪家祐这时候在人大呆得正难受，就要求和爱人一起走。
1959年到青海财经学院后，汪家祐右派的帽子名义上就摘掉了。“摘帽以后我以为就不是右派了，不对，叫摘帽右派。”因为学校里就汪家祐一个右派，任何政治运动一来，他就会被批斗。“一天到晚就写检查，所以我写的检查，大概比我的著作还要多。我都是你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说我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说我是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因为皮厚才活到现在，皮不厚早就报销了！”
政治气氛比较缓和的时候，他也会上课。“我教了会计原理、工业会计、银行会计、基建会计、纺织工业会计、食品工业会计、铁道会计，等等，哪门会计课没有人教了就让我去教，因为这些会计老师谁也没有我的资格老啊。”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做饭、管汽车、扫厕所，什么粗活杂活都干过。
青海的生活本来就很艰苦，再加上被打成右派，工资被降了一级，很多补助都没有了。“吃不饱，1960年的时候他半夜里起来吃酱油汤。过年发一张票，可以买一点带鱼，在锅里炸完了，小孩就吃完了。”他的夫人邱凤宝回忆道。
这样的生活，自然无法心情舒畅。在青海期间，汪家祐买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来看。“我要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怎么说的。”
1979年，汪家祐右派平反后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时候他的身份仍然是个助教，到1980年才评上讲师。1983年汪家祐53岁的时候，人民大学评副教授、教授，他在系里报送的副教授名单中排在第一名。但因为分管校领导一句话，就断了他当副教授的念想。“管人事的副校长说这次评副教授、教授名额有限，没有戴过帽子的人都评不过来，所以请各系先把右派的名字拿下来。”
1983年9月，深圳大学成立。由于师资短缺，深圳大学人事处派人到人民大学来选老师。那时候深圳刚刚开始建设，还很荒凉，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我为了离开中国人民大学，离开评不上副教授、教授的可能，所以要求调到深圳大学。”1985年，汪家祐正式调到了深圳大学。
“激情燃烧”的深圳岁月
深圳，是汪家祐的福地，在这里，他迎来了自己事业的辉煌期，尽管这辉煌来得有点晚。
他是深圳的第一个会计教授。到深圳的第二年（1986年），他被评为副教授。1991年退休前夕，他被评为教授。
他更是深圳大学和深圳当之无愧的管理会计专家。他在深圳大学上的课基本上都不是普通的会计，而是他在人民大学时从美国引进的一门新的会计课程——管理会计。1985年他刚到深圳大学时就出版了一本管理会计教材（《管理会计》，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这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三本管理会计教材（第一本作者是厦门大学余绪缨，第二本作者是中央财经学院李天民）。
这本书的写作，要追溯到汪家祐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时候。1980年，华侨法国专家钱法仁教授来到人大，给人大的老师们讲了四十多小时的管理会计。尽管钱法仁教授会说中国话，但专业名词还是需要汪家祐帮忙翻译成中文。后来，汪家祐和另外一个老师陈云震将钱法仁教授讲授的内容整理，联合起来出了一本很薄的书——《西方企业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
之后，汪家祐参考英美等国的管理会计资料，开始自己写书。“大概1982年开始写，写了55万字，1985年出书。出书的时候我已经到深圳大学了，出的书上就写的是深圳大学汪家祐。”
由于广州没有人能开管理会计的课，所以汪家祐平时在深圳讲课录磁带，放假的时候广州市会计学会请他到广州去讲几个小时的管理会计。外地的人到深圳考察深圳改革，办培训班也请汪家祐去讲课。
“所以我到深圳大学以后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这个城市，一会儿那个城市。经常一个星期讲三十几个小时的课，而且讲的内容还不太一样，好几个班，不是一个进度。嗓子老是哑的。”
他还是深圳的第一个注册会计师，也是中国第一批注册会计师。“我还在人民大学的时候，为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做了些工作。1982年的全国会计会议，我做上海财大的老教授娄尔行那个组的通讯员。我那个时候52岁左右，他们都是60、70多岁的老教授了。另外，财政部办了两个杂志，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叫《财务与会计》，还有一本比较高端的叫《会计研究》。因为我搞管理会计，《会计研究》编辑部让我担任编审，凡是关于西方会计的稿子，统统送给我来审改，所以那时候我跟杨纪琬经常见面，有时候谈谈业务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后来会计制度司创办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时候，第一批中国注册会计师里面就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应该是几十几号的证书（1983年财政部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是33号，1987年广东省的注册会计师证书为122号）。
汪家祐到深圳的时候，深圳已经成立了好几个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起码要有一定数量的注册会计师，但这几个会计师事务所一个注册会计师也没有。“所以财政局找到我了，他说你是深圳市唯一的注册会计师，你来当顾问吧。”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会计制度改革也走在全国的前列。企业股份制改造，财务报表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查；H股上市，需要境内境外两个会计所同时审计。但当时的会计制度跟国际上又不一致，所以会计制度不得不改革。作为深圳唯一的会计教授，他也被财政局找去帮要改制的企业看报表，改制完了又给企业做培训。
“最初的几个上市公司，包括深金田、万科、深南玻、特力，都是我来看报表的。我为了深圳特区会计改革花了很多时间。有时候整个暑假寒假都住在财政局的招待所里，全天都在忙工作。”但汪家祐对此并无怨言。“我到深圳政治上的压力没有了，撒开了腿干工作。那时候深圳几乎没有不努力的，盖一个楼可以两三天盖一层上去，这就是所谓的‘深圳速度’。”
“云淡风轻”的晚年生活
1991年，汪家祐退休。但退休只是名义上的。刚退休的前几年，他仍然非常忙碌。深圳大学仍然需要他，退休之后，他又上了5年课，一直在深圳大学工作到1996年他66岁的时候。
他一直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后来退休的老师越来越多，还成立了退休分党委，他担任分党委的组织委员，一直做到七十几岁才把党内的工作辞掉。
在这期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原野事件”。深圳市原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6月，当时注册资金仅为150万元，其中两家国企占股60%，港资占20%，彭建东和另一个人各出15万元，各占10%。但到1990年12月10日公司以“深原野A”在特区证券公司挂牌上市（当时深交所尚未正式成立，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这五只股票先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公开柜台上市交易，史称“深圳老五股”）时，已经完全是外资了。1992年，一项由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等单位对深原野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该公司存在将公众资本、银行贷款转移至境外为私人谋利的行为。1992年7月7日，深原野A停牌，后经过一年多的整顿，1993年在深圳市政府的主导下重组更名为“世纪星源”。1994年1月3日，世纪星源复牌。
汪家祐当时正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证券处会计顾问，参与了对深原野的查账。他同时也是为深原野出具审计报告的深圳特区会计师事务所的顾问。
“我那时候天天到人民银行上班。人民银行有好多懂会计的人，他们查到什么问题就写一个报告，把账本凭证拿到我这里来。我要觉得行了就签字。到最后确定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特殊案件。为深原野出具审计报告的深圳特区会计师事务因为这件事情被撤销了，事务所的所长马昌时是我的好朋友，也受到了处分。马昌时在背后骂我，汪家祐这个老右派，把自己做顾问的所给弄没了。”
1993年，君安证券成立，汪家祐作为秉公无私的审计人员，担任君安证券的副监事长。一直到1997年左右，他才真正地退下来。
终于闲下来之后，汪家祐喜欢上了放风筝，到深圳莲花山公园里放风筝，到海南放风筝，到昆明放风筝。七十多岁的时候，他学会了电脑，在网上看新闻，看退休前顾不上看的政论文章。尽管跟会计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但是他真正最感兴趣的是政治理论。他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厚厚的几十本。但去年他把这些书全部捐给了深圳大学。而在此之前，他离开人大的时候，已经把一部分书捐给了人民大学图书馆。
我们见到汪家祐的时候，他一直坐着轮椅，还需要吸氧。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清醒的认知。“我自己身体不好，两次生癌症开刀。第二次大夫跟我说，这一次再开刀可以让你再活一两年。现在据第二次开刀已经过了一年了，所以我估计我寿命不长了，能再活一年就不错了。”
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贡献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捐献身体。他告诉儿女，“我认为遗体没有别的用处，火化了还不如让学生解剖，做点贡献。解剖完了也不要留骨灰，骨灰盒让孩子们传下去，多麻烦。”2017年12月1日，汪家祐在一儿一女和老伴的陪伴下，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同志的指点下，在《深圳晚报》记者镜头的见证下，签订了器官遗体捐赠志愿书。这是这位老人希望为社会做的最后的贡献。
回首88年的人生路，如果说汪家祐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被“右派”耽误的二十多年时光。“如果那个二十年给我，我本来还可以再多培养一些学生，多写几本书的，这样我就是坦坦荡荡的一辈子，对自己就满意了。”但对于自己的一生，他还是觉得：“我努力了，我交代得过去了。”
人的一生跌宕起伏，不走过不努力过不奋斗过，孰知是福是祸？
来源：中国会计视野 作者：丘旭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