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的发现与保护
1955年，北京动物园迎来了三只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平平”“兴兴”和“碛碛”。对首只进京的大熊猫“平平”，媒体给予了极大关注。《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30日刊发了一组题为“平平日记”的图片，报道了大熊猫“平平”的一天。宋雅兰发现，从1940年代的《良友画报》到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媒体不无巨细地在新闻报道中描述大熊猫的外貌特征、栖息地等基本信息，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对于全国大多数民众来说，大熊猫是一种陌生的动物。这也意味着，直到20世纪中叶，大熊猫才开始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这一原本默默无闻的动物最初是由前往中国的西方科学探索者发现的，并因其在西方生物学分类中引起的争议而广为人知。1869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阿尔芒·大卫（Père Abbé Armand David）首次将大熊猫介绍给西方世界，他将自己在中国发现的特色动植物标本送至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大熊猫也位列其中。当时，四川当地人将大熊猫称为“白熊”，而阿尔芒·大卫将其描述为“著名的黑白相间的熊”。
阿尔芒·大卫敏锐地觉察到大熊猫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动物，但他没想到大熊猫可能并不是一种“熊”。在给大熊猫标本做过牙齿和骨骼检查后，法国动物学家阿方索·米奈-爱德华（Alphonse Milne-Edwards，1835-1900）认为，大熊猫不是熊，而是浣熊，它的很多特征都与19世纪早些时候动物学家在喜马拉雅地区发现的小熊猫（当时它被称为“熊猫”）非常相似。为此，他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熊猫属”，将上述两种动物在名称上做出了区分，前者称为“大熊猫”，后者称为“小熊猫”。
米奈-爱德华对熊猫的重新分类不仅确立了大熊猫的拉丁名和通俗名，也让“大熊猫”取代四川方言中的“白熊”和“花熊”，成为这一黑白相间的动物的正式中文名称。不过，“大熊猫”这个名字还是反映了它的分类学争议：它到底属于熊科（ursidae）还是浣熊科（procyonidae）？直至今日，即使科学家已经掌握了DNA分析技术，这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
根据科学家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大熊猫在历史上的栖息地比目前（主要在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山区）要广阔得多，更新世时期（又称冰川世，2580000年到11700年前）的熊猫的活动范围包括整个中国南部地区，南至如今的越南，北至北京。大熊猫广阔的史前活动范围让它拥有了超越地方性特色动物的身份，成为国家宝藏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以前的中文资料基本都隐去了早在1915年越南和缅甸就出土过大熊猫化石的事实，宋雅兰认为，“这一令人费解的疏忽，反映了中国出版商的民族主义顾虑，即中国应该是大熊猫唯一的起源地。”
2008年7月，来自四川卧龙灾区的大熊猫在福州熊猫世界的浴缸里洗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文本中对大熊猫是“活化石”的不断强调。科学家发现，大熊猫缺乏进化变异，同时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其他存活至现代的原始动物。大熊猫能够挨过冰河时代的严酷自然环境，被宣传为一个奇迹，这进一步增加了大熊猫的神话色彩。因此在中文语境中，大熊猫是“活化石”的相关讨论中往往还跟随着“国宝”“珍稀动物”这类的描述——大熊猫的悠久生物学历史、稀少的数量，让它愈发弥足珍贵。
与此同时，宋雅兰指出，大熊猫缺乏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也是它成为国宝的前提条件之一。大熊猫不是中国历史、神话、文学的关注对象，甚至与人类的关系也很遥远，缺乏食用和经济意义——然而它的意义缺失也使它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更合格的偶像。“因为大熊猫不具备明显的或广泛接受的传统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需担心它是否会引起人们对帝制时代中国文化的负面联想，并能够享有熊猫在地理学意义上与中国的关联，”她写道，“这些积极正面的、强化民族概念的含义，再加上熊猫的富有吸引力的外表，让这一动物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一个在国内外都备受欢迎的符号。”
196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规定须保护两类动物，第一类是珍贵稀有特产鸟兽，第二类是经济价值高、数量稀少或目前虽有一定数量但为中国特产的鸟兽。在第一类共计19种珍贵稀有特产鸟兽中，大熊猫被列在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62年的这一政策有着促进经济复苏的明显目的，然而提出系统性地保护在经济发展上并无助益的“珍贵稀有”动物，亦说明了国家层面对以大熊猫为首的少数动物所具备的象征性意义的重视。
同年，四川省林业厅指示平武县为成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做好准备——在19种珍贵稀有动物中，有9种是四川特产，这引起了四川省对环境保护的特别重视。经过相关专家的仔细考察求证，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65年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建立最早的四个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大熊猫的特殊地位，也因此被确立起来。
2005年5月9日，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1号大熊猫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体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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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家偶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熊猫
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不久，中国进入了动荡混乱的十年。也是在这一时期，大熊猫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宣传。“它成为一种革新传统艺术形式、赞颂国家的知名且广为接受的方式，它不再仅仅只是一种珍稀动物，而是作为国宝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骄傲。无论是关于熊猫的科学研究还是熊猫形象在工业和美术界的广泛应用，都帮助推动了这一转变。”宋雅兰写道。
在科学家发现熊猫是一个政治安全的研究课题的同时，艺术家和制造商发现，把熊猫的形象融入艺术创作和工业生产与“文革”期间的反传统基调并行不悖。宋雅兰指出，到了1960年代中叶，大熊猫已然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代名词。研究大熊猫、描绘大熊猫、大规模生产大熊猫的形象，都是赞颂这一中国珍贵所有物，乃至赞颂中国的无可指摘的方式。这些行为不仅确立了中国对大熊猫的所有权，也唤起了民众的国家自豪感。
将大熊猫作为创作对象成为艺术界的一大趋势。在20世纪以前，大熊猫几乎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无迹可寻，也正因为如此，大熊猫不会携带帝制时代封建社会的糟糕联想，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绝佳创作题材。1963年——就在国务院将大熊猫列为应该受到保护的珍贵稀有动物的第二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大熊猫主题邮票，票面上出现的是知名画家吴作人的水墨画作品，一只栩栩如生的大熊猫捧着竹子津津有味地吃着。熊猫邮票的发行不仅证明了大熊猫的国家形象地位，也明确了大熊猫是被认可的国画主题。
1963年发行的大熊猫主题邮票
无独有偶的是，同一时期在国外，大熊猫的形象也开始广为流传。1961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采用大熊猫作为会徽。大熊猫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被送到国外，开始得到西方社会的喜爱。尽管当时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没有针对大熊猫保护的项目，但相关负责人还是认为大熊猫象征着基金会的愿景。宋雅兰同时指出，1960年代是彩色打印非常昂贵的时代，大熊猫的黑白双色、简洁线条有助于帮助这个年轻的非政府组织降低传播成本。
在中国的工艺美术界，大熊猫的形象也被广泛应用。整个“文革”时期，《人民日报》不断宣传大熊猫作为一种新的设计要素被融入传统艺术和工艺品的创作中。1972年8月，媒体报道了湖北省某纺织企业推出熊猫吃竹的新图案，取代了花鸟虫鱼等传统图案。同年，景德镇一家瓷器厂因推出绘有大熊猫和乒乓球图案的瓷器而得到媒体的认可，《人民日报》在《积极发展传统工艺美术品生产》一文中赞扬了该厂的现实主义创作。1973年，《人民日报》又在《传统工艺开新话》一文中报道了广西省某面料厂推出“熊猫翠竹”这一全新的织锦图案。
另外，大熊猫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品牌设计中，成为宣扬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工具。首个广为人知的熊猫品牌是南京无线电厂推出的熊猫牌收音机。1956年，毛泽东视察南京无线电厂，参观了收音机生产线，看到国产收音机非常高兴，并鼓励其再攀技术高峰。为了给国庆十周年献礼，南京无线电厂研制了一款体现十年发展新水平的电子音响产品，将之命名为熊猫1501型特级收音机，此后该厂延续了“熊猫”品牌，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熊猫牌收音机。
熊猫1501型特级收音机
这一时期，熊猫成为了一个备受追捧的商业符号。1960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内蒙古一家奶制品企业推出熊猫牌炼乳和黄油制品——大熊猫无论是和奶制品还是和内蒙古都没有直接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企业经营者使用这一商标来开拓全国市场，并将内蒙古与国家形象联系起来。1962年，《人民日报》在《有趣的塑料玩具》一文中报道了一家塑料制品厂推出了一款塑料熊猫玩具，称熊猫胖乎乎的身体、又黑又圆的大眼睛让它成为孩子的理想玩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熊猫也是中国推出的首部彩色科教纪录片的主题。这部题为《熊猫》的纪录片描绘了王朗自然保护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生物，展示了中国电影制作技术的最新成果。《熊猫》得到官方支持，被送至印度和意大利的国际电影节展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将《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伊朗、伊拉克等国。
“大熊猫不仅没有被政治联想沾染，且在‘文革’中毫发无伤。‘文革’期间，大熊猫从一种民族主义表达转变为一种公认的国家象征。然而当人们反思‘文革’和‘文革’创伤时，他们不会想起大熊猫……大熊猫的政治性在于，它具有散发出非政治化气息的内在能力。”宋雅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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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
当大熊猫走出国门
在十年动荡接近尾声的时候，大熊猫“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的两面性越来越在“熊猫外交”中展现出来——中国政府开始将大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府，这一体现友好的举动象征着一度封闭的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外界伸出橄榄枝。宋雅兰指出，“当共和国的大部分面向对其他国家而言都威胁重重或令人迷惑时，活生生的大熊猫是中国政府的宝贵工具。大熊猫一度是民族主义和自力更生的象征，如今又帮助中国打开了与外界交流的渠道。”
随着中国开始考虑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熊猫外交”在1972年正式开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访华。尼克松夫人北京之行的其中一站是北京动物园，她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园内的大熊猫，并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已经掌握了人工繁育大熊猫的技术。在尼克松夫妇离开中国之前，中国政府做出了赠送一对大熊猫给美国的决定。为了向美国方面解释这一决定的重要性，国家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官员提出了“国宝”这一说法。美国政府则回赠了一对麝香牛。当运输大熊猫的美国空军军机抵达华盛顿机场时，“玲玲”和“兴兴”受到了宛如国家元首访美一般的礼遇。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1000多位政要名人出席了美国国家动物园的欢迎仪式，大熊猫的到来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极大兴趣，平均每小时就有1000人入园参观大熊猫。
在消化了尼克松访华的这一事实后，日本当局感到打破冷战桎梏，与中国正式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时机终于到了。1972年9月，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中日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