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谦立教授是法国籍学者，这篇长达11页的论文十分深入地讨论了晚明《达道纪言》与西方政治观的东渐。责任编辑之初，笔者就直观地觉得：这份摘要并未等量地释放论文本身内含的精彩论点；也就是说，论文极有分量，而摘要却泛泛而谈，没有履行为论文导航的职分。责任编辑之际，笔者更是感到：既然摘要是精彩论点的集萃，论文是精彩论点的铺开，那么，只要我们期望读者经由摘要的指引而走向正文的解读，这篇论文的摘要就应当被重写。考虑到作者是外籍学者，笔者以责任编辑的身份代写了以下这份新摘要：
1636年出版的《达道纪言》，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手授”、山西地方官吏韩云“纂述”。该书作为西方政制人伦的“语录”汇集，取材于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编译成中文共355条；并以中国传统的“五伦”为原则，编排成五类，着墨最多的是君臣（158条），其次是朋友（122条），再次分别是兄弟（31条）、夫妇（23条）、父子（21条）。《达道纪言》处于儒家、基督宗教和斯多葛学派几大传统的交汇之处，目的却不是要建立一本历史档案集，而是借助于贤人的格言，试图培养起某种政治伦理的态度。尤其是从对君王之修养、君臣关系、拒绝暴力、平民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及法治、经济、税务政策等问题的分析看，该书发挥了西方古代的政治修养，并且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建造起了一个道德榜样，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在《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西方古典政治学，鲜明地体现了古中国和古西方在政治观念上第一次相遇的奇特情形，极其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①]
梅谦立副教授这篇论文的旧摘要，折射的其实还是理科立场。国家标准局1986年6月14日发布的《文摘编写规则》，规定目的、方法、结果、结论是文摘的基本要素；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文件（教技厅[1998]1号）下发的《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同样认为“摘要的内容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②]。前者是国家标准，后者是行业规范，两者可谓步调一致，均被收入新闻出版总署科技发展司、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中国标准出版社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的《作者编辑常用标准及规范（第三版）》。可是，这部133万字并作为“新闻出版行业质量管理与标准化系列图书”之一的工具书，却没有收录以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教社政厅[2000]1号）发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以理科规范作为国家标准来一统学术期刊界，这种意识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呢？！
笔者代写的新摘要，要还原的则是文科立场。《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指出：“摘要应能客观地反映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③]依据这个并不十分严谨的定义，加上文科学术期刊编辑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共识，我们以为，文科学术论文摘要的撰写在最低限度上必须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独立性看，摘要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说，务必杜绝“作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