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很久之前我就想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奈何对自己的阅读水平不自信，认为水平还未和古典现实的书籍相衬，也听到别人怎样说俄国小说的厚重冗长而感到生疏。这次能打开这本书实在是缘分，没有冗长或者不好读的感觉，反而倒觉得十分好看，人物异常真实饱满，故事情节就像现实流水一般从容地发展。而我似乎已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安娜·卡列尼娜》的主线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妇安娜为追求自己心中的爱情，和渥伦斯基公爵相识、相恋最终毁灭的过程。貌似听起来平平无常，一个有钱的太太在过于安逸的生活中生出了爱情的活力，一个违背社会伦理的问题故事。
如果现在的编剧来写，肯定是一个纯纯的狗血故事。但在托翁的笔下，这个故事发展得如此流畅周密，托翁用他那洞察人心的心灵不遗余力地勾勒出社会上的人心变化及人情网络，真实细致地写出安娜的心理感受：安娜每一次心理变化，与渥伦斯基隐秘却充满热情的碰撞，直至在最后向自己丈夫卡列宁托盘而出的决然。
无疑，从心底上来说，她是害怕的。惧怕那传统的社会道德审视，惧怕上流社会的舆论风波，但一看到渥伦斯基，一想到自己丈夫那虚假的模样，她就变成了一个勇敢追求自己爱情独立的女人。她心灵的渴望和理智所要求的是冲突的。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女人在我们眼中走向了渥伦斯基，二人的热恋一开始是美好的：为了摆脱丈夫的控制，他们出国旅行，到遥远的乡下开办乡村事业，住在莫斯科等待离婚的消息……
但他们的结合不久便遭到了社会舆论的诟病。安娜异于常人的胆量和气魄承受住了这种压力和侮辱。可她最大害怕面对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不知道她与渥伦斯基的爱情能持续多久，或者说看到爱情的对象对她的爱在不断消逝，以至于感到她自己之前的牺牲在不断贬值。
于是我们看到二人一次次陷入怀疑、争吵、和好的怪圈。当弦绷紧到一定程度时，安娜已经怀疑渥伦斯基不再爱她，甚至在想象他在自己母亲如何哭诉和忏悔这一段不伦不类的恋情了。
她脑中只剩了一个念头——惩罚他。在去火车站准备离开之时，她等到了渥伦斯基回信。愤怒的她听见火车进站的鸣叫，心中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她决定动用最后的资源来惩罚对方，让其感到悔恨。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我要摆脱所有的人，要摆脱我自己”。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从容清醒地自杀了。她动用了自己最后的资源来惩罚对方，让其感到悔恨。
从传统观念来讲，安娜是必定要受到谴责的，她不能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一味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纯粹性，于是在自取灭亡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可通篇读下来，你对安娜产生最多的感觉应该不是愤恨，而是一种悲悯式同情。出身贵族的她一开始按照贵族和教会的婚姻制度嫁给了卡列宁，一个大她二十岁，醉心于仕途的虚伪的做官机器。同“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建立”俄国旧社会一样，旧的伦理道德也在接受新思潮的挑战，安娜的生命力也不可能一直被抑制，和风度翩翩的渥伦斯基坠入情网似乎是一个必然结果。
总的来说安娜的悲剧有时是令人同情的，她淳朴自然、毫不做作，就连列文也觉得安娜“具有诚实的美德”，她脸上有一种“洋溢着幸福的光辉并且把幸福散发人的神态”。她的独立追求，敢于向宗教观念进行挑战好像都超越了时代，可面对礼教束缚和自己的软弱之处，悲剧还是注定发生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身上倾注了两种对立的情感—谴责和同情，这也正是安娜这个人物如此饱满真实的一大原因。
有意思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对卡列宁也并未全盘否定和讽刺：他在安娜分娩的时候表示了对自己行为的悔恨，显示了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从这个角度来看，卡列宁可能是小说中最悲惨的一个人物。他始终都活在虚伪的模式之中，安娜的离开让他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直是孤身一人，没有人真正关心他的遭遇，
“不仅仅在彼得堡，而且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倾诉衷肠，并且不把他当作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而只当做一个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来加以怜悯的那种朋友。”一个官僚的“孤儿”，作者在他身上也多少倾注了类似对安娜的同情。
然而安娜的生活并不是小说的全部，正如《安娜·卡列尼娜》那句著名的开场白:”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除了安娜的两段婚姻（爱情）家庭生活外，小说中还有一种婚姻形式——列文与吉提；这对恋人虽一开始历经波折，但最终还是成了眷属。吉提纯情可爱，信仰宗教式的婚姻，列文又一直钟情于她，似乎她们俩的婚姻（爱情）形式是一种理想状态。
在吉提答应列文求婚的那个晚上，列文觉得生活里一切的结都解开了，没有什么是不幸福的。托尔斯泰写到：“他（列文）一举一动毫不费力，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深信，自己能飞上云天或者推动屋角，如果需要这么干的话。”
获得自己渴望的爱情之后，他可以放弃热爱的打猎活动，可以忍受自己觉得无聊的沙龙聚会，可接受那些毫无意义的寒暄拜访。甚至于婚姻的枷锁带来消失的自由也令他感到幸福。
但可惜“爱情”只是暂时使他获救，本就对宗教不感兴趣的列文自从看见垂死的亲爱的哥哥那一刻起
“（他）头一回不以他在二十至三十四岁期间逐渐形成并不知不觉取代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信念的所谓新见解来看待生死问题。从那一刻起，让他大为害怕的与其说是死，倒不如说是生，他根本不知道生从何来”。
作者把这个问题称为折磨人的谬误、一种凶恶势力的冷酷讽刺，一种人们不该屈从的邪恶、可恨势力的冷酷嘲讽。于是列文几次想要自杀，想摆脱这种状况；他不得已将绳子全部藏起来，因为自己看到绳子就会上吊；不敢携带手枪，生怕开枪自杀。
死亡在托翁的笔下对这些人物具有超脱的魔力，安娜的自杀，列文哥哥的死（全书章节中只有一个有小标题——死亡，就是尼古拉死去那节），甚至渥伦斯基也曾试过开枪自杀。
而最后作者借助非理性的，类似于“神学家”的列文式口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也就给予了我们忍受它的力量。毅然决然地行动着，列文便是这么生活的。
列文、安娜、渥伦斯基、卡列宁无不陷入生活的自我矛盾之中，这些人物的复杂性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托翁坚持他塑造人物时反对简单化、强调要有血有肉的一贯手法；“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
如此，小说的长度正给了我们充分观察这些人的窗口，他们展现他们丰富并非一成不变的情感、怀着愤恨的微笑以及思前想后的忧虑。他们真的是一批活生生的人，生活的逻辑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好像是真实发生的，这些人物也好像真的存在过一样。而我们也将带着他们的思考继续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