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夫妻双方的结合。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1949年以来中国制定了有关婚姻家庭的四部法律规定：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2023年开始实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
结婚率和离婚率：
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3年结婚率下降到4.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3年的3.1‰，2023年开始实施离婚冷静期，离婚率下降到2.0‰。
结婚人数：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3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
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
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初婚年龄推迟，四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初婚年龄：
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5.11岁，女性上升到23.28岁；到2023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已婚比例和未婚比例：
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23年，又上升到72.72%。2023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未婚同居率：
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
性别比：
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3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家庭规模：
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1953年家庭规模平均为4.30人，1964年为4.29人，1982年为4.41人，1990年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10人，2023年只有2.62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
提出如下建议：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
在目前中国，法律只保护合法的婚姻同居关系，而未婚同居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未婚男女在结束未婚同居后常常引发很多纠纷。在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下，建议中国的立法部门借鉴瑞典的《同居法》，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或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增加有关未婚同居的法律条款。
瑞典在2003年出台《同居法》，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区别是：如果两人结束了同居关系，需要分的财产只是两人共同的常住居所和里面的家具家电；而如果两人结束了婚姻关系，瑞典婚姻法对共同财产的分割采取均分规则，伴侣双方各获得共同财产的一半。
在生育子女方面，同居双方都是孩子的合法父母。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在入学、户籍等方面享受的待遇不会有任何差别。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1年瑞典20-34岁年轻人中，与伴侣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占比为46.98%，其中以婚姻形式或注册伴侣形式共同居住的年轻人仅占17.57%，其余29.41%是以未婚同居形式共同居住。
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占比减少，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要提升生育率，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