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对于历史题材的偏爱源自父亲，身为大学老师的父亲教授桥梁结构力学，退休后在重读中国通史。他用了两年时间研读，其间不断与张黎电话交流，全部读完后，又立即开始读第二遍，但读到一半时，人去了。
作为一个50后，张黎读正史长大。在他看来，他们那一代人对野史、八卦和过于碎片化的历史内容有着天生的免疫力。“不管网上还是书摊上，你一看书名就知道是编的。”他说，“只有当你去不断接触相对客观的史料时，你才有机会去深度挖掘这个人物原来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件历史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张黎属于“新三届”一代。1978年，他以潇湘电影制片厂杂工的身份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和张艺谋、顾长卫成为同班同学。
大学毕业后，张黎没有像他的同学们那样先从摄影做起，而是最早做起了导演。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搞电影摄影，要给领导提意见，决定权不在我手里，在导演手里，我想对自己的意见负责，让它被重视，那么我自己来当导演好了。”
张黎的处女作是一部叫《逃出罪恶世界》的电影，讲国民党流散部队的。之后又拍了《假大侠》，同样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讲义和团的。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两部作品都被毙掉了。
之后，他带着挫败感回到了自己的专业，先后做过陈国星、叶大鹰、冯小刚等导演的摄影，直到2003年，才借助《走向共和》再次回到导演行列，主攻电视剧。
对历史的大量研读和长期爱好，让张黎在这一领域形成了拍摄惯性。他不否认自己的每一部戏中都有自己主观的偏向性存在，有时是价值观的传递，有时是对历史本身的解构和颠覆。“不可能全部都是客观的、一点我自己主观的内容都不存在，你少不了对某些场景进行解读，这里面也有个人情感的部分。”
就像张学良在“九·一八”事件后做出的不抵抗政策，是拍《少帅》时张黎绕不开的一场戏，作为一个已经被国内教科书固化了的人物，一场被格式化记忆的事件，他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打开它。
他不指望每个观众都能够接受自己的观点，更不会因为他人的臧否而改变自己已经成型的想法和价值观。他遵循这样一条底线：“不能为了迎合观众，抑或审查。”
跟与他一同出道的“第五代导演”一样，张黎喜欢“宏大叙事”，但更善于从现代语境去解读历史。从没有真正的大是大非，也没有绝对的反派，只有特殊情境下催生的人类悲情，这是他的观点。
“黎叔讲戏不是文绉绉的，有时候会用像这些稍显糙的话语”
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台词：“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黎叔”这个名字的原型其实就是张黎，当时他是这部戏的摄影。葛优饰演的这个角色在剧本上原本叫“彪叔”，导演冯小刚在拍摄时临时起意把它改成了“黎叔”。
跟张黎合作过的演员大都领教过他的直率、较真。饰演杨宇霆的余皑磊一直记得张黎在监视器上看回放时说的一句话：“瞧丫这操性！”
那是张作霖被炸死后的一场戏，当时张学良已成为少帅，但沉迷大烟，杨宇霆找到他，露出“怒其不争”的眼神。张黎用这5个字赞余皑磊演出了他需要的那种状态。
“黎叔讲戏不是文绉绉的，有时候会用像这些稍显糙的话语。”余皑磊告诉《博客天下》。
他印象较深的是，张黎不会明确告诉他应该怎么演，只是跟他说：“不要有负担，自己看剧本，自己感受，都是人。”
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张黎说他希望演员拍摄时处于一个非健康状态，“当演员能吃能喝能睡的时候，他的感受一定是下降的，我其实特别希望演员处于一个非正常状态，变得特别敏感，特别易怒，喜怒无常，这时候他本性展现更完整”。
一个与之相关的例子是，拍摄《四十九日·祭》时，有一场戏是演员宋佳在教堂后院拖着浦生小妹的棺椁下葬。拍摄时，张黎没作太多解释，让宋佳拖着棺材一次又一次重来。“导演最后用的一定是我拍的最后一条。人本能的那种精疲力竭，跟演出来真的不一样。”宋佳总结。
演员黄志忠跟张黎合作过多次，曾在《大明王朝1566》里饰演海瑞，以及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饰演杨立仁。他向《博客天下》形容张黎的特质是：“守得住、很坚持。”
他在片场常听到张黎说“看不过去啊”、“不行啊”、“不入眼啊”一类的评语。黄志忠说张黎有“向好之心”，不愿意一场戏简简单单地过去，“较劲，拧巴”。
拍摄《大明王朝1566》时，张黎给了黄志忠3个字去揣摩海瑞——默如雷。他说：“这个人（海瑞）沉默的时候是最有力量的。”
黄志忠对《大明王朝1566》大结局的那场戏记忆犹新，他饰演的海瑞得知自己的妻子与胎中骨肉死去，接着又被告知嘉靖宾天，几件事在同一时间砸向海瑞。那场戏，剧组拍了一天，所有参与人员都没怎么吃东西，在拍摄现场不断揣摩，试图找出最佳状态。
“拍完这场戏，几乎是崩溃、虚脱的，心跳、血压都不正常，浑身哆嗦，手、脸、脚都麻了。”黄志忠回忆。
拍张黎的戏让他经常有种上考场的畏惧感。《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第一场戏，张黎要拍个长镜头，二十几分钟，不喊停。演完，黄志忠整个衣服全部湿透，“摄影师也说都拎不动机器了，导演带头，全体起立鼓掌”。黄志忠这才有了一种“考试及格”的庆幸，“这一场戏很能体现张黎的拍摄要求与风格”。
张黎的“守得住、很坚持”也体现在他对服装、道具的细节把控上。他喜欢研究各种军事相关的武器，并将其归结为一个雄性生物本能的反应。《少帅》中奉军和日军的军制都是紧扣故事，虽然剧组里有专门负责这一块的人，但是细究起来里面也有张黎的影子。
他对大部分国产抗战剧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神剧”对服装、军制和道具的乱用。
“我的要求是，我自己的剧在这方面肯定不出错，并尽可能地精致。”张黎举了一个例子，张学良的奉军服装是什么样子已经不可考，就连军事专业也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要花时间去研究它是从哪儿来的，东北地区最早是清兵，经过袁世凯时期，它曾被俄军侵占，所以那个地方的军服有俄国的血统。到了张学良那里，他读的军事学校有日本教官，或者说是留日回来的学生，那他的服装和武器就会有日式的风格。”
按照张黎的说法，拍历史其实拍的是态度。黄志忠也观察到，张黎对细节的坚持。他认为，张黎能在中国电视剧导演中成为一个标杆式的存在，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态度，而最能表达他态度的就是他的作品。
“就算《走向共和》解禁了，我也不会同意让它重播”
有人曾建议张黎拍摄一些都市伦理和情感类的题材，他拒绝了。“都市婚恋都是虚假的，它的虚假性要远远高于历史类题材。”他更喜欢选择跟生死相关的故事。
“你看凡是对你有触动的片子里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你的主要人物是处于困境的。”张黎解释，这个困境最好是不可解的，“有什么比生死的困境更大？”
“他认为，国破家亡所对应的生死攸关、改革动荡中的出路难更能打动人心——这也是他爱好宏大叙事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样的作品也常常为他带来争议。《走向共和》被认为是他的巅峰之作，也是他迄今为止受到苛责最多的一部作品。有媒体透露，《走向共和》在当年引起的争议直达中央高层。后来，60集的篇幅被压缩为59集播出，片尾孙中山在上海关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演讲全部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用字幕介绍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通过革命实现共和。
张黎曾告诉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我们当时太年轻了。换句话说，就是太猛了，缺乏智慧。当时应该成熟些，当然这是年龄使然，每一代人都这样。如果采取些技术处理，在一些并不伤及主题阐释的东西上再柔和些，可能它不会激怒那么多人，也不会激怒我的对手。”
他说，如果有机会重新拍摄一次《走向共和》，“应该还是这个故事，还是这个主题，但会拍得让人接受起来舒服得多”。
从2001年拍摄《走向共和》到现在的15年里，张黎不断在思考这部片子的缺失和不足。这部片子当时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制度之争，“但是今天再来看，这种争论还很重要吗？”
“我曾经想过，就算是《走向共和》解禁了，我也不会同意让它重播，我可能会重新剪辑一次那个片子，或者更深入地重新拍一次。”张黎说。
他现在很少和别人争论自己所钟爱的历史，更愿意和谈得来的朋友坐在一起讨论最新的电影拍摄技术。他很喜欢美国电影《火星救援》，并拿它和《碟中谍5》作比较，觉得前者有一种自然又流畅的感染力，而不是像后者那样去刻意煽情。
这也是他现在对历史类题材的拍摄态度。如果说十几年前他是用一种激进猛打的方式去拍片，总想用历史来表现点什么，现在的张黎让自己更聚焦于故事本身。他更愿意做一个“说事儿”的导演，“选择好的剧本，在各种技术的配合下把事情说清楚，演员表演到位就好了。观点的东西让别人去评说”。
他庆幸自己现在的如履薄冰，“我每接一部戏，会想明白了再接”。他称自己有一个毛病叫临事而惧，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毛病挺好，它让我更加谨慎”。
这种感觉也来源于时代更迭。引领当下影视市场的，是一种让他略微陌生的全新秩序。
每一部剧的间歇，张黎会允许自己有一个长达一两年的过渡期，这段时间里他会思考和研究年轻观众的兴趣，以及当下的影视热点。最近几年他才知道自己是金牛座，当一些自发的行为套用到星座的概念去解释时，他发现其实也对得上，这给他带来了一种不同的人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