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也在于生活。刑法需要解释，但你的大脑里不能只有法条和汉语词典，你还必须心中永远充满正义，在刑法规范和生活事实之间寻找正义、实现正义。
我们学习刑法是为了用好刑法，而要用好刑法，就必须知道法条的真实含义，否则就会误用误判，背离正义。你可能会感到疑惑，法律应该是最严谨、最准确的文本，为什么理解起来那么难？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观点？这是因为对刑法的理解或解释不是真理的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
一、刑法需要解释的原因
法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即使说对刑法的理解是真理的判断，我们也不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比如，有的人即使本科刑法是我教的，硕士、博士也是我指导的，仍然会反对我的某些观点。这很正常，因为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社会经历、阅读范围、了解的事情等的不同，都会影响我们对刑法条文的理解。例如，刑法明文规定，携带凶器抢夺按照抢劫罪论处。那么，凶器是什么呢？张三携带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抢夺他人财物，可以定性为携带凶器抢夺吗？继续追问：什么叫携带？凶器离行为人有一点距离时，叫不叫携带？虽然将凶器放在背包中，但不能随时拿出来，叫不叫携带？所以，如果只看字面意思，我们很难做出判断，而这就是刑法需要解释的原因。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刑法的内容是由文字来表达的，而任何用语，哪怕核心意义很明确，也总会向边缘扩展，造成外延的模糊。而且，绝大多数用语都具有多个意思，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就很容易造成误解。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位教授的妻子给他打电话，说“下班回来时买五个包子，如果看见卖西瓜的，就买一个”，结果教授下班后就买了一个包子，因为他确实看见卖西瓜的了。但实际上，妻子的意思是看见卖西瓜的，就买一个西瓜。你看，就连我们日常的语言，不解释都会产生歧义，更何况是专业的法律语言呢？
第二，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会产生新的含义。比如“财物”这个词，立法者在立法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会出现Q币、比特币、游戏币等虚拟货币，但是现在我们就必须把“财物”这个词解释为包含虚拟货币。
第三，许多用语都存在言不尽意的情况，需要解释。比如“文书”“住宅”“公私财物”“恶劣”“严重”等，只有通过解释，它们的含义才能明确。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经说过，“立法者应该像哲学家一样思考，但像农夫一样说话”。其实，哪怕像农夫一样说话，也需要解释。更何况，立法者不可能像农夫一样说话。
第四，刑法在表述上很简短，对犯罪行为的描述都是抽象化、类型化的。比如，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描述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条件时，使用的表述是“严重污染环境的”，第一百二十九条描述丢失枪支不报罪的成立条件时，使用的表述是“造成严重后果的”，但什么情况是“严重”？黄浦江上漂浮着大量死猪的尸体，算不算严重污染环境？枪支被人捡到后用来威胁他人，但没有造成伤亡，算不算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要把抽象的刑法法条适用于具体的个案，就必须对其进行解释。
第五，刑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有的是文字表述的缺陷，有的是立法原意的缺陷，有的是分则体系编排的缺陷，要克服这些缺陷，就需要对其进行解释。比如，在刑法分则中，重婚罪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但重婚罪其实并没有侵犯公民这方面的权利，它破坏的是婚姻制度。所以，我们就需要通过解释来确定重婚罪的性质，也就是确定重婚罪到底侵害了什么法益。这种对刑法中缺陷的解释，叫作补正解释。
二、如何对刑法进行解释
关于刑法的解释，有许多解释原则、解释方法等，这里只讲两点。
第一，刑法解释不是追问立法者的原意，而是探究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很多人觉得，既然刑法解释是为了探究法条的真正含义，那只要弄清楚立法者的想法，再将其表述得更清楚就可以了。是这样吗？肯定不是。首先，我们很难探究立法者的原意。立法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那谁的意思才能代表集体呢？即使立法者只有一个人，那万一他的认识进步或者退步了呢？万一他已经去世了呢？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找到了立法者的原意，根据他的意思来，但那不就变成人治了吗？其次，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参考的都是过去发生的案件，对立法时没发生过的案件，立法者是根本不可能有立法原意的。比如，立法的时候，立法者根本不会想到盗窃比特币的情况，如果追求立法者的原意，那盗窃他人比特币数额巨大的也不能定盗窃罪，这显然不妥当，会导致刑法的滞后性，从而影响刑法的生命力。最后，刑法是成文法，通过语词表达立法的精神和目的。刑法的含义本来就是由适用者决定的，而不是由说话者或立法者决定的。这就像在语文课上归纳文章的中心思想一样，我们归纳的是文章的中心思想，而不是作者的中心思想，作者可能根本没想那么多。总的来说，探究立法者的原意是没有意义的，紧扣法律文本进行客观解释才是正确的做法。当然，虽然不提倡探究立法者的原意，但考察立法的背景和沿革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能为客观解释提供依据。
第二，刑法解释不是固守文字本身，而是尊重生活事实，或者说，刑法的真实含义是从生活事实中发现的。要注意的是，所谓根据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并不是说仅仅根据法条的文字来解释，因为这样就没办法发现法律的全部真实含义了。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和活生生的正义，需要从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发现。比如日本，在刑法制定后的一百多年里，无数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在对其进行解释；只要刑法没有被废止，刑法解释就会继续下去。如果法条的字面含义就是真实含义，干吗还解释这么长时间呢？其实，解释刑法是为了追求法律的正义，而任何一种解释结论的正义性，都只是相对于特定的时空和特定的生活事实来说的，生活事实的变化总是要求有新的解释。打个比方，法条的文字就像挂衣钩，一直在那里，但上面的衣服却总会根据季节和流行的趋势而变化。
概念的内容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看到“凶器”这个词，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匪徒经常携带的刀具和棍棒，那“凶器”自然就会被解释成这类器具。但是，假如遇到本节开篇的那个问题，有人携带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进行抢夺，是不是携带凶器抢夺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答“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是不是凶器”这个问题。而通过这样的思考，刑法上“凶器”的含义就会越来越清晰——不应从物品的形状上看，而应从杀伤力的角度来看，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和刀枪、棍棒本质上是相同的，都能对他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所以它也应当被视作凶器。
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千万不要先入为主，不要将自己先前的理解或第一印象当作真理，而要把自己先前的理解放在正义理念之下、相关条文之间、生活事实之中，去进行检验。发现不合适，就必须放弃。比如，很多人都认为盗窃必须是秘密进行的，但是盗窃罪的法条并没有这样的表述。“盗”并不意味着“秘密地”，否则怎么解释“强盗”？“窃”也不是用来修饰“盗”的。你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你在阳台上不小心把装有1万块钱的钱包丢了下去，你在楼上大声告诉下面的人，掉下去的是你的钱包，但下面的人假装没听见，你只好眼睁睁看着他把钱包“捡”走。如果要求盗窃是秘密进行的，那这种行为就没办法被认定为盗窃罪了，也不能被认定为其他犯罪（抢夺罪或侵占罪），只能是无罪的结论，而这显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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