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发现的颠覆程度，连达尔文本人都难以承受，他自感“罪孽深重”，不知死后如何面对上帝。所以《物种起源》出现之后，它的影响并不是对生物界的，而是完全波及到整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种种方面，尤其是冲击了整个欧洲对世界的看法或者说是哲学观。达尔文揭开了这个世界的一个秘密：任何一个自发秩序都不是既有的、禁止的，而是变化的、动态的。在这种动态平衡中寻找规律，寻找发展性，寻找个性，才是我们应持有的世界观。杜威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这对他后来在教育领域中提出发展论（或“过程论”）、不拘泥于传统的个性论、民主论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然，回过来讲，作为从教的年轻老师，或是求学的莘莘学子，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当一个人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一些重要的思想、一些重要的人物，可能会对他的一辈子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1.2书儒甘载
我们看到第二个时间点是1879年，这一年是杜威大学毕业，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整整20年，所以我起了个名字叫“书儒甘载”。大家多有不知的是，在他读书的这20年里面，杜威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学霸，甚至还有点笨笨的，我称之为“笨小孩”。虽然他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小孩，但是他始终坚持在不断的思考，不断地在在寻求各种资源的支持，帮助他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得到提升。而这个支持的资源，就是书籍。
杜威做对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称之为“选择大于努力”。这句话本身就是《物种起源》总结出的精华，一个人要想成功，汗水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没有了正确的方向做指引，只会南辕北辙，徒劳无功。杜威选择的方向，就是阅读。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这几乎是那些有成就的、有名望的世间名家的一个共性，而且这种读书不是来自于家庭或学校强迫，是他发自天性的喜欢。
第二种是“结构决定功能”。那么这个结构实际上是我后面要说的，杜威这一辈子并不是简简单单就是研究教育。实际上，我们做老师的知道，如果你教语文的只读语文书肯定不行，如果你是做教育的，只读教育类的书籍肯定也不行，我们需要更广博的知识面和更完善的知识结构，那么在这一层上，杜威就做得特别的到位。他的知识结构，有三层重要的来源，第一个就是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思想，第二个是在后面会谈到的詹姆斯机能心理学，第三个是实用主义哲学。可以说，正是这三个维度，才共同支撑起了他对教育的信仰。所以他对教育的践行也好，评价也好，反思也好，都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
在时代大势方面，1879年是实验心理学真正成为一名独立学科的分水岭，代表人物是冯特。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它展示了人脑的遗忘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来源于冯氏。这门学科研究人脑结构与机能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包括引发的智慧，以及思考、阅读等内容。但对杜威影响更大的人物不是冯特，而是詹姆斯。詹姆斯的心理学派，扛的大旗是机能主义，以研究人的感官、肢体等各方面的机能构造与大脑的关系。他的研究，特别重视人的意识反应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甚至可以说是两者的统一过程。比如，杜威曾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举例：当孩子的手触及到了火焰，会迅速地缩回去。这一过程表明，人的任何意识行为，都是在特定环境（或情境）下的表达。
讲到这里，不由感慨：杜威有一个特别的过人之处，即他把进化论和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统一。进化论讲的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凡能适合环境的，可以生存，否则即被淘汰。机能心理学讲的是人的意识和环境的统一，一切意识的来源与反应，都是在具体的环境下生成的。杜威创造性地将进化论和心理学统一为孩子与环镜的适应过程，或者说孩子与环境的统一过程。如何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如何在环境中获得资源、发展自己，是他今后将要回答的问题。
1.3职研辗转
第三个时间切片是1894年。这个时候杜威已经开始了工作，不过，他不是直接在大学的象牙塔里做研究，而是当了三年的中学老师，我戏称为“中师三年”。这一阶段，他做到了两条，其中任意一条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值得借鉴与反思的。一是“学以致用”，就将他之前在课堂中或者书本理论中学到的东西放在实际的教学中充分运用，由于当时的教育体系尚受到旧传统的巨大惯性的掣肘，教条和僵化成为流行的常态，杜威很忧心于此。二是“用以致学”，他在实践中发现某些很好的一些办法，比如从做中学等，他就一边“做”着解决问题，一边验证自己在理论上的设想。也就是说，他把“用”和“学”变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并在这种持续性的螺旋上升中，深掘了他对教育的理解。
三年之后，38岁的杜威在“用”“学”两面的体悟下，写出了《我的教育信条》一文。全文6000余字，系统阐述了他心目中教育“理想国”的模样，为指导和发展其今后的教育理论奠定了基调。可以说，后面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等传世名作，均是此文的扩充版。受其影响，他的中国弟子陶行知也写出了《我们的信条》等宣言式的作品。中国人讲“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在座的每一位年轻的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对教育的信条有什么，只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将来才有目标和坚持，才有决心和创造。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1894这一年，相比于杜威的生平简历，其对美国历史的意义更加重大。正是在这一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世界之巅。在此背景下，大量的工厂、企业拔地而起，对工人的需求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受此影响，学校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功利化倾向，“短平快”的量化培训考核一时成了风尚。大家可以想象，这种为了迎合经济需要而自我阉割的教育异化到什么程度，孩子的兴趣、爱好、特长等，均在面谱化、数字化的机械流水考核下黯然失色，千人一面的标准复制，是那个时代的鲜明标签。
大家是不是感到有点莫名的“熟悉”？时代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地球也绕过了半圈，但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教育常态、常情，与当年的美国何其相像！是啊，在工业4.0时代，在3D打印、人工智能、数据浪潮的时代，我国也站在了时代转型的风口浪尖，虽然GDP登顶还需尚待数年，但西方世界早以“中美国”(Chimerica)来表达中国在世界的分量。我们教育今天所经历的种种尴尬而无奈，其实杜威早已体验到。
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还是仅仅影响他的家庭、社区，他除了拥有精湛的知识、过人的技能之外，还必须有一颗高度的责任心，这个责任心使得他有力量去改造民族和国家，让民族，让其能够更健康地向上发展，而不是陷入到某种机械化的功利循环的漩涡之中。今天的很多应试化的功利倾向，或许在短期内的确有利可图，但是从长期上看，对民族必是一个扼杀生命力的灾难。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杜威的名言“教育即经验的改造”，那他为什么要改造，改造的动机在什么地方，今天从大的时代逻辑里面会发现，其实来自于他的个人的责任感。
我想，这个责任感，不管能力大小，影响远近，每个人都“可以有”。
1.4风雨办校
下面我们进入到第四个时间切片，1904年。这时，相对前面一个过程，又过了整整十年，我概括为“风雨办校”。在这段学术生涯的黄金十年里，杜威形成了他今后几本重要著作的教育实验，办了著名的芝加哥实验学校（也称为杜威学校）。这个学校从本质上来说，应该叫芝加哥大学附属中学或者附属小学、附属幼儿园——他实验学校招收的是4岁到14岁的孩子，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内地的大学均有附属中小学，其老祖宗可以追溯到杜威那里，因为他是真正的首创者。
实验学校，在中华大地上几乎是随处可见。在基础教育领域，有实验小学、中学等，学前领域，有实验幼儿园等。这类学校的肇始，也在杜威那里。什么叫“实验”？用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的说法，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正是当年杜威亲自办校、检验其实用主义思想的根本动机。
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见下），拍摄时间是1900年。纺毛线、修理桌凳、搭建简易木屋等，都是杜威实验学校的普通场景。金工、木工、农工等，是杜威实施经验改造的常见方式。我们还记得前面说的“The Putney School”吗，还记得陶行知、叶圣陶在兴教中大量运用农业劳动、生活技能吗？这其中的源头，都在杜威这里。
我们这一栏的题目既然叫“风雨办校”，自然就点明了过程的曲折和坎坷。学校实际上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一个是行政压迫，当时的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珀担心杜威“功高震主”而被竞争对手挖去，就采取了干涉杜威行踪等手段，令其极为反感。二是人事任命，当时实验学校的校长是杜威的夫人，她最终因与“东家”在归并问题上产生矛盾而离职，杜威也因此停办了学校。三是其他阻力，由于人们对杜威的理念尚有很大争议，尤其是他整天和孩子煮煮鸡蛋等“不务正业”的行径，颇让人不满，加上学校没有体系化、系统化的知识授受，东一榔头西一棒头的学哪儿算哪儿，更是怨气盈天，于是，短短8年之后，这所闻名世界的学校就彻底停办了。
1.5时代推手
从1919年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杜威真正地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挂上钩了。我将这段时期所作所为的他，称为“时代推手”。毫不夸张地说，自民国以来，对我们国家影响最为深刻和久远的教育大家，除了杜威，再没有第二个人。具体的理由，我们马上会说到。
1919年的杜威，原与中国并无交集，他开始只是准备携夫人到东亚进行旅游，先是受到日本的邀请去日本做了访问，后又被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中国弟子请到大陆交流（见下图）。
这张照片上，坐在前排的是杜威和他的夫人，顺便说一下杜威的第一任夫人是他的学生。另一位是史量才，著名的报界巨子；第二排，最左侧的那位个子不太高的那个小伙子是胡适，而相形之下，个子最高的那位——笑得憨憨的——叫蒋梦麟，曾任北大校长，再旁边显得富态的，就是陶行知，以及边上的张作平。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这帮学生本身是中国教育界、学界、新闻界的重要人才，也具有不小的行政、媒体、学术资源，为扩大其在华影响，多少助了一臂之力。
杜威原本是只想在华做短暂的停留，哪知道刚来的第五天竟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可以说是一种偶遇，也可看做是冥冥中的注定。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他在写给女儿的心中是怎么说的：
“如果说在中国的生活令人激动，那是实在话。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是伴随着艰辛的。”
“上周星期五，学生拿着大条幅，欢呼着进行演讲，而警察只是在一旁站着，就像是守护天使。没有一个人被拘捕或者干扰。我们还听说，一位学生在发表高论的时候，他被警察礼貌地要求和听众挪一挪位置，因为他们人数太多，阻碍了交通。”——（《杜威家书——1919所见中国与日本》）
从这样的现场记录中，我们还依稀可以感受到五四运动的“气场”。这种现场感，杜威亲身的体验到，也亲身的参与其中，还坚持把每天的见闻和想法写信给他女儿，日后，这些信件整理成书，就叫《杜威家书——1919所见中国与日本》。我们通过这样的很小的片段，发现杜威他本人，其实非常赞同这种运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融合到这场民族运动中。他确信自己看到了这个国家古老而生气勃发的新生力量，看到这个国家正不断积聚力量，走向光明，深深受之感染。受此激励，他改变了原定计划，在华一呆就是两年零两个月，几乎把我国东部沿海的所有大型城市都走遍了，做了两百场左右的讲座，把其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方方面面，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他的整个哲学观“实用主义”（当然曾经也被批判得很厉害），他的教育观“教育即经验改造”等等主张，之所以在我国有着丰厚的土壤，并茁壮生长，开枝散叶，这与他一直以来坚持“我为自己代言”是分不开的。抛开具体的学术主张不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老师，如果形成了个人的教育见解，或者教育主张、教育信条，就需要发一发自己的声音，让外界知道我们的行走与思考。尤其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价值的产生往往源于分享和交流。这一点，对提升乃至加速我们个人的成长，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1.6潜心学术
最后一个时间节点，是1952年，这也是他去世的年份。自1921年杜威回国之后，他又陆续去了苏联等地访问和游学，但他主要精力还是在学院中进行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他潜心学术的同时，笔耕不辍，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宝贵作品。其作品相当庞杂，涉及门类众多，且专业性强，用词也较为晦涩、抽象。这种晦涩和抽象，又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后人对其思想的误解，使其即使身故后，在20世纪后期依然或褒或贬，起起落落，数个轮回。但不管怎么说，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值得说的、想的、写的，太多太多，后人尚需做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也还有太多太多。（演讲/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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