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古代典籍卷帙浩繁，见证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2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古籍数字化”。同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3—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将“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列为四项重大工程之一，对相关工作进行详细规划。那么，当前我国古籍数字化的建设状况如何？产生了哪些大众喜闻乐见的案例？未来又该如何优化发展？围绕上述问题，光明日报记者会同中央民族大学组成联合调研组，对参与古籍数字化建设与传播工作的图书馆、科研院校、互联网企业、出版单位等工作人员开展深度访谈，并对文化类数字产品的活跃用户—青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689份），在系统梳理古籍数字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其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轻点鼠标，随着一缕悠远的音乐，“永乐大典”在隽秀的书法背景中缓缓浮现……
“终于让我们普通读者一睹国宝真容。”家住山东滕州的古籍爱好者李庆，在电脑屏幕前浏览《永乐大典》数字版时发出感叹。他所观看的，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联合研发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历经600多年风雨，成书于明朝的《永乐大典》存世数量不及原书的4%，眼前的影像数据库让每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它的厚重与魅力。
保护和传承中华古籍不仅是维护中华文明根基的重要任务，更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智慧、造就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关键环节。在学术意义上，古籍数字化意味着运用数字技术对古籍进行收藏与保护、整理与研究、呈现与出版，而在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衍进层面，数字化使古籍中的智慧精华，能够通过趣味性、前沿性和大众化的方式，得到传播与推广。调研中，98%的受访者认为应对古籍进行数字化转化，几乎相同比例的人认为数字技术对古籍保护和传承发挥着显著作用。
焕新以数字科技赓续中华文脉
古籍保护层面，数字化实现古籍生命永久存续，助力海外遗珍重现容颜。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古籍不仅包含传统线装古籍，还包括甲骨、简帛、碑帖拓本、古地图等。《中国古籍总目》显示，我国现存古籍约有20万种。数字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古籍保护逻辑，通过“数字孪生”和“入库共享”，使古籍以数字形态永久保存。
“古籍数字化关系到我们国家文化资源的安全。古籍一旦遇到火灾、水灾等，将带来不可逆的损坏”，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介绍。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目前已发布古籍资源10.3万部（件），共2640万页，其中，读者利用率最高的善本古籍，已有2万多部实现上网。
对于壁画、彩塑等无法永久传世的文化形态，数字复刻更为重要。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项目，将洞窟、壁画等制作成数字图像，一方面能永久保存敦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可使游客将线上参观与实地游览相结合，降低过量游客进入洞窟带来的文物保护压力。
除了在时间维度上永久延续古籍生命，数字技术还打破空间限制，使散布于国外的中华古籍能够以数字方式重现真颜。公开资料显示，由山东大学作为主体单位实施的“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对境外存藏的中华古籍进行调查摸底和数字化回引，至2023年7月，已经发现1900多种中国大陆缺藏的珍稀汉籍，并复制回归1600余种。
古籍整理层面，数字化推动古籍搭上智能“快车”，促进整理工作提质增效。
在影像复刻基础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古籍文本进行提取、标引、分析等，是数字科技助力古籍传承的关键一环。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曾指出，依照国内修复整理古籍的速度，可能需要300年才能将现存古籍全部修复整理出来，但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时间大概会缩短至二三十年。
“古籍的数字化整理部分，我们从人力和资金的投入上来说是比较多的”，字节跳动公益古籍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调研组。由于数字化整理需要把纸本内容转化成数字文档，古籍特有的假体字、异体字和书写方式等，对转化准确率形成挑战。在文本提取基础上，自动断句、自动标点以及识别文本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名等，更体现着智能科技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颠覆式迭代。
当然，机器无法百分百准确地识别语义，人工标注和校对依然重要。借助数字平台，古籍整理的众包模式悄然兴起。中华书局下属的古联公司在2018年推出古籍整理众包平台，2023年上线了能在移动端分发任务的“i编纂”小程序。公司总经理洪涛向调研组介绍：“众包平台有5000多位注册用户，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古籍爱好者。”据悉，该平台上编校过的任务近5万个，处理的古籍超14亿字。
古籍传播层面，数字化推动“蒙尘”古籍走向前台，搭载互联网实现开放共享。
小谭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日常学习“穿梭”于各大古籍网络平台。“这些平台基本能满足对材料的初步检索搜集，许多平台还提供珍贵古籍书影数据，不用去各地奔波就能看到古籍原貌。”
点开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排列着数字古籍、数字方志、赵城金藏、碑帖菁华、甲骨世界等20余个子栏目，支持单库检索、多库检索、精确检索、模糊检索。由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打造的“识典古籍”平台，提供原本影像对照、繁简转换、文白翻译等功能，并对内容添加了标点和注疏，还能显示文中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详细介绍。据调查，超过80%的受访者期待使用集搜索、翻译、注释等功能于一体的古籍应用平台，这些功能使古文褪去晦涩难懂的外壳，极大方便用户阅读和学习。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珍贵古籍也借助数字化浪潮纷纷亮相。截至2023年9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各地图书单位开展了8次古籍数字资源发布活动，地方图书单位累计发布古籍资源超过2.8万部（件），参与发布的机构下沉至县级图书馆。针对全省各地市馆不少珍贵古籍已做数字化处理但未能发布的情况，浙江图书馆建立了“浙江省历史文献数字资源总库”，已发布古籍2600余种，约6.5万余卷。联合发布让散布于中华大地的珍贵古籍重焕光彩。
活化融古于今绘就现代文明
内容的活化：萃取海量古籍中的知识网络
将海量古籍文本进行数字化提取，就形成了汇聚先哲智慧的“大数据库”。借助智能分析技术，能够针对其开展深度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时空关系分析、知识图谱建构等，让大众全面又直观地理解古籍中的知识网络。
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团队开发的“智慧古籍平台”，在提供文本分词、标注、释义、文白翻译等功能基础上，还为用户呈现古籍著者的世系图、社会关系图等。“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将古籍文本与结构化数据进行关联，实现智能化处理”，徐永明教授告诉调研组，他的团队还开发了学术地图发布平台，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依托显示其规律性、综合性数据，比如李白、杜甫一生中的地理迁徙轨迹图等，这一平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
对古籍文本知识进行显性化提取，也是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持续发力之事。近期该中心上线“文献溯源分析平台”，能够呈现词语在古籍文本中的出现频次、共现情况等，并可追溯句子的来龙去脉，观察句意相似句子在形式和内涵上的流变过程。“吸引大众参与是古籍活化的重点，要利用智能技术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