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样让商朝的旧族真正臣服，又该怎样统治，这一大片尚未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呢？周武王短时间内并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周王朝，充满了危机，周武王为此一直深感忧虑。克商后仅仅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行将不起。
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十分虔诚的向先王祭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祀到的策书装在金腾之匮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样的祭祷无宜是要应验的，周公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周武王的同胞弟弟当中，周公无论品德还是才干都最出众，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
灭商后，周公虽然也有封地，但周武王将他留在身边，处理最重要的王朝事宜。然而没过多久，武王去世了。周武王去世后，太子诵即位，他就是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其实周武王临终前希望传位于周公，而不是自己年幼的太子。显然在周王眼里，只有周公才能完成稳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
然而周公并未接受，而是支持太子诵即位，自己以摄政的身份处理国事。周公没有接受周王之位，就是希望以稳妥的方式统揽大局，使周王朝尽快克服危机走入正轨。然而，事与愿违，周公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周公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非常生气，他们在商王纣之子武庚的挑拨下，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
流言像火苗一样乱窜，就连最信任周公的召公也起了疑心。在周朝，召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二人同为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周公必须说服召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周公尽力给召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局面，说明自己之所以接受摄政的原因，指出只有他们二人合力辅助成王，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治理好周朝，召公最终理解了周公。
真实的历史，同样充满激烈的戏剧冲突，周王室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特别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对周公充满了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都城，退避到东方。然而，外部的管叔、蔡叔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继续与商王纣之子武庚等商朝遗民势力联合，由传布流言直接转向发动叛乱。
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他们原本都同殷商关系密切。浩大的反叛声势遍及周朝的东部，并迅速席卷至西部。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大敌当前，周公非常着急，可是如果不消除周成王的怀疑，他又无法回镐京应对危机。
为此，周公作《鸱鴞》之诗给周成王，诗中以既取予子，无毁我室，表达自己担心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召公等人也意识到，周公之所以摄政的真正原因，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然而，周成王仍对周公深怀戒备，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天灾伴随着人祸，这年秋天，谷物丰收还没有来得及收获，天上电闪雷鸣，挂起了大风，稻谷都被吹倒了，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人非常恐惧。
按照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这时，他听说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先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腾之匮，果然取得了周公的策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化了周成王。他彻底消除了怀疑，留着眼泪说，周公勤劳王家，是我这个小子无知，如今上天动微，彰显周公之德，我亲自迎接周公回来。
相传，当周成王到了郊外迎接周公时，天下起了雨，刮起了反向的风，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站立了起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不过，历史上的周成王最终还是决定和周公一起去面对王朝的第一次大危机。
公元前一零四三年，周公重新摄政后，仔细权衡当前形势，决定亲率大军开始东征。此后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在损失大量的军力、财力后，周公最终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被杀，罪过较轻的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等五十多个国家，将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举朝欢庆。
然而，凯旋的周公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不能不意识到，危险其实远远未遂战火而去。殷商移民在数量上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按着旧制，他们依然生活、聚集在一起，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更有野心的新首领呢？而亲近殷商的大小方国，如果被很好的控制，同样会成为巨大的祸患。更为关键的是，管叔、蔡叔的反叛，暴露了新生的周王朝，内部有重重隐患，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式。周王朝急需一整套更有效的，能够使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办法和制度。
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周成王将周公长子伯禽，分封到山东曲阜做鲁侯，随之而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商朝遗民。最庞大的商朝遗民如何统治，不仅是周武王在世时最大的难题，也同样成为了周公东征后无法避开的难题。周公试图通过移民政策分散商民，以期达到有效控制。移民政策，使得周公实行的分封制与以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不同，每一个分封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成为王室的地方代理人，代行周的统治。
燕国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少数民族；晋国，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卫国，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商都朝歌所在地，令其统治殷民七族，称为卫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齐国，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微子本是商王纣的庶兄，素有贤明，曾多次劝谏商王纣停止暴行，均不被采纳。后来，微子避祸外出，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距离微子庙不远处，建有微子墓。周朝建立后，微子主动归顺，他品行高尚，不仅受到周王朝的信任，也在商朝遗民中拥有巨大的威信。周公东征后，分封微子为宋国国君，令其统治一部分商朝遗民，奉其先祀，并保持其原有的风俗。周公分封微子，有效的缓和了商朝遗民的对立情绪，使其更好的得到控制。
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微子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经济，以蕃屏周的方式，建立了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鲁、卫、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行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的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也就形成了后来的宗谱。
后人通过宗谱，就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宗族起源，时光已经流逝了三千多年，期间有战乱，有流徙，许多山川都改变了面貌。然而一本家谱就可以让同姓、同宗、同源走到了一起，让人不能不感慨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的强大凝聚力。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由此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的凝结在一起。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在有周王后称呼的铜器中，王后几乎就是姜、姬两姓，表明周王室与这些诸侯国世代通婚。
通过联姻异姓贵族因甥舅关系，也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周朝通过封建亲戚，家国同构，使整个国家结构，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的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分封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最终是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周王朝的制度建设还在继续，商朝遗民仍是周公最关注的，即便一定通过了移民等方式，将他们分散开来。
但商朝遗民的数量仍然庞大，并不让人放心，在周公看来，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他要在天下的中心另建一个都城，以便更好的安置与控制商朝的遗民，管理四方各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最后将地址，选定在了洛水北岸，营建新都洛邑，将它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
洛邑正是周公心目中的天下中心，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十分宏大。洛邑建成后，周公将商朝的遗民集中到这里管理，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为天下政治的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成周城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
此时，周公精心设计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正在悄然无声的开始实施，他将彻底改变周朝，改变中国，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就是周公创造性的发明了系统而完备的周礼，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周礼。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嘉礼、宾礼、军礼与凶礼构成了五礼体系。
对于庶人以上的每个社会成员，其人生行程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礼仪及其明确具体的要求与细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列，即维护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人人恪守名分，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彬彬有礼的礼仪之邦，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周礼中的士冠礼，原本是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周公为其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在庄重而颇为繁琐的礼仪中，孩子，从此成为成人，他被赋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