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次小组（Team X）形成和孕育于国际现代建筑会议（CIAM），其活动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初。 Team X非常明确地反对CIAM在二战后所坚持的功能主义原则，也就是1933年雅典宪章所总结的功能分区理论以及抽象空间的观念，对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30年代之后的形式原则和教条化倾向进行批判。另一方面Team X的主要成员对现代化的正当性和所代表的社会和时代进步从未有过根本的怀疑。他们力图扩大建筑学的文化视野，纳入当代艺术、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新方法和成果，拉近社会现实与建筑实践之间的距离，使现代主义建筑重新获得实践的活力和推动文明进步的价值。因此，Team X既是CIAM的终结者，又是它的延续。
Team X不是一种建筑运动，它是欧洲建筑师在社会转型时期探索建筑实践的意义和建筑学发展的一个平台。Team X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发展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思想和方法。Team X的实践及其对当代建筑学的影响已经被西方学术界和研究者论证和指认，对Team X的历史活动和主要思想的整理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对建筑实践也有着实际参考意义。
【1930年代现代建筑的危机以及CIAM的转变】
1929年的经济危机不仅在经济上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使欧洲和美国陷入了衰退和社会冲突之中，而且对现代主义建筑和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怀疑代替乐观主义，现代建筑的英雄主义时期结束。在1930年代，柯布西耶放弃了对机器文明的推崇。这种变化最直接地反映在他的建筑风格上，他的设计不再采用白色的机器般光滑的表面和抽象的构图，而是转向地方性的材料和乡土形式。同时，在英国开始出现以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现代建筑与传统类型相结合的“新现实主义”。这种变化是对现代建筑抽象而缺乏日常生活丰富性的形式语言的一种矫正。由于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在意大利和德国则出现了国家机器支持的复古主义建筑。
成立于1928年的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29年之后，CIAM中来自瑞士和德国的偏向社会主义的左翼建筑师如Est May等移居到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城市规划，CIAM逐渐被以柯布西耶为首的政治立场偏向自由主义的建筑师所主导，CIAM最初纲领中的把现代建筑当做社会改革的工具的指导思想被放弃。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二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大批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逃亡到国外。CIAM中的核心成员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格罗皮乌斯也移居美国。在1940年代吉迪恩和西班牙建筑师塞特（Josep Lluis Sert）在美国倡导“新纪念性”建筑，试图把现代主义的抽象艺术形式与社区价值和美国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
柯布西耶在1930年代逐渐完成对CIAM的“改造”，把其中德国表现主义的一翼如建筑师如海林（Hugo Harring）、门德尔松（Mendelson）等排斥在核心之外，在建筑设计方法上确立了抽象艺术形式的原则。柯布西耶在被德国占领期间的1942年改写和重新发表了1933年的《雅典宪章》，提出城市的四个基本功能工作、居住、娱乐和交通以及功能分区的规划原则。这个原则简化了现代建筑的运动的理论，使它更容易为公众和业主所理解。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这个功能主义的原则迅速应用在欧洲的战后重建和城市规划中，成为指导性的纲领。
【从CIAM到Team X】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柯布西耶试图延续和发展现代建筑设计的原则，在1951年的第八次CIAM会议之前他提出用一个更为宽泛的居住宪章（Charter of Habitat）来代替雅典宪章。但这个想法由于CIAM内部的分歧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另一方面他鼓励年轻一代的建筑师挑战现有体制和思想模式。1952年他给塞特写信谈到CIAM的未来，认为只有年轻成员显示出真正的活力。1952年2月CIAM特别委员会议在巴黎柯布办公室召开，签发了通函“CIAM的未来”，决定到CIAM第十次会议的时候将由年轻一代建筑师主持，这也是后来TeamX的最初由来。
在随后1953年的CIAM第9次会议中，年轻一代建筑师与老一代建筑师分歧扩大，来自英国的史密森夫妇（Peter & Alison Smithson）公开挑战CIAM的功能主义城市原则，提出用新的社会组织的架构代替它。他们坚持用“住宅、街道、区域和城市”来代替雅典宪章的功能层级以及四种功能。来自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建筑师展示了他们对北非传统居住形态的研究，老一代建筑师则认为这种混乱的、自发建筑的环境与建筑学没有任何关系。
史密斯夫妇
1954年在荷兰的多恩（Doo）召开了一次年轻一代建筑师的会议，参加者除了荷兰建筑师巴克玛（Jaap van Bakema）, 凡·艾克（Aldo Van Eyck）, 金克尔（Daniel Van Ginkel）,斯塔姆（ Mart Stam ）之外，还包括了来自英国的史密森夫妇。在这次会议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栖居（Habita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