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但是，圣人千载难求，因此，儒学设计了一种相对易于达到的人格标准，这就是“君子”。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1] 后来，朱熹就将“君子”定位为二等“圣人”他说：“君子者，才德出众之名。”“次于圣人者也。”[2] 在中国历史的漫长发展中，“君子”长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格典范。2001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儒学史专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讨论中西文化异同时，墨子刻教授说：“你们中国人提倡的是君子道德，我们美国人提倡的是小人道德。”我要求他进一步解释。他说：“你们中国人对人的道德有很高的要求，我们美国人则只要求人守法、纳税，要求很低。”应该承认，墨子刻教授的这一分析很有见地，它从一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和美国、东方和西方各自的文化特点。这次会议以“君子”为主题词，讨论“君子精神”和二十一世纪的关系，试图超越时空，架构东方古老文化和现代世界之间桥梁，反映出主办者的慧眼和卓识。
一 先秦时期的“君子”精神
“君子”一词在先秦典籍中多见。《周易》提到“君子”64处，《诗经》提到99处，《春秋左传》141处，《论语》86处，《孟子》54处，可见其使用频率之高，也可见此词在当时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
何谓“君子”？先秦时代最初只指有地位的人，后来才逐渐向有道德的方向转化。《周易》在提到“君子”时，多次提到“王”、“大人”“大君”，有时，指的就是“王”。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3] 可见，“君子”是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周易》等先秦儒家经籍所提出的道德修养都针对统治者而言，后来才缓慢地演化为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的一般要求。
《周易》为“君子”提出了多方面的人格要求：
1. 要像天的运行一样“自强不息”，永不休止。[4]
2. 要观察天道、民风、民情。（“君子尚消息盈虚”）（“观我生。”）（“通天下之志。”）[5]
3．要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变化，与时代共同前进。（“与时偕行”）。[6]
4．要不断、及时增进自己的道德，修治自己的功业，内心正直，行为方正。（“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敬以直内，义以方外。”）[7]
5．增进道德的途径：一是自我反省：“反身修德。”“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一是自我克制：“非礼勿履”。一是向古人学习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一是与“朋友讲习。”一是“远小人。”等等。[8]
6．要谨慎谦虚，整天忧愁戒惧，夜里也战战兢兢。（“终日乾乾，夕惕若。”）（“恐惧修省。”）（谦谦君子，用涉大川。）[9]
7．要以仁德，甚至以“损上益下”的办法争取人民的拥护。（“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厚德载物。”）（“君子得舆，民所载也。”）（“损上益下，民悦无疆。”）（“劳民劝相。”）[10]
8．文辞要诚实，说话要有内容；做事要坚定，持久不懈。（修辞立其诚。）（言有物，行有恒。）[11]
9．要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志向，甚至为此献出生命。（“致命遂志。”）[12]
10．要“得中道”，不采取极端、偏激的态度。处事要公平，取有余而补不足，权衡事
物，公平施与。（“裒多益寡，称物平施”。”）[13]
11．要正确处理上下关系：不谄媚上级，不轻视下级。居于高贵地位而不骄傲，居于下位而不烦恼。（“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14]
《周易》是一本占卜书，它所要解决的是何者为“吉”的问题，但是，“吉”与“善”密切相关，因此《周易》关于“君子”的阐述也就具有伦理意义，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个体理想人格的追求，朱熹称：圣人作《易》，本来是为了解疑断惑，并不是要“说道理”，但是，“理却在其中”。”[15] 朱熹所说，主要就是指的就是《周易》的伦理学意义。
在先秦典籍中，全面阐述个体理想人格的是《论语》一书。《论语》对“君子”精神的阐述和《周易》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是，它在论述“君子”精神时特别强调以“仁”作为核心道德，这是孔子的创造，也是孔子思想对中国伦理学影响最大所在。关于仁的内容，《论语》有多种说法，其主要之点有三：第一是正确处理家族关系，孝父敬兄。[16] 第二是“爱人”，将家族之爱推及到百姓。[17] 第三是克制自己，按“礼”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8] 孔子将“仁”作为“君子”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要求任何时刻、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违离。[19]
以“仁”为核心，“君子”精神向各方面辐射：
在与百姓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以恩惠教养民众，使用民众要合乎道义。）[20]“周急不继富。”（救济有困难的穷人，而不去帮助富人更富。）[21]；“信而后劳其民。”（取得民众的信任后再去使用他们。）[22]“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选择对民种有利的事情，使民众获利）。[23]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和谐。《论语》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4]（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5]（要想自己站得住，就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就要帮助别他过得好。）“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26]（成全别人做好事，不成全别人做坏事）“人不知而不愠”[27]（别人不了解自己不生气） 又提出：“周而不比。”（团结人，但是不勾结）[28] “和而不同。”（协调而不苟同）[29]“矜而不争，群而不党。”[30]（庄重而不争论，合群而不结党）
在义利关系上，孔子要求将义放到第一位，《论语》提出：“君子义以为上。”[31]（君子
将义视为上等品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2]（君子懂得大义，小人懂得私利）
在对物质生活的态度上，孔子提出“君子固穷”，要求安于贫困。[33] 同时要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吃东西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安逸）要做到以道德为重，“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34]（谋求道德而不谋求吃饭，担忧道德而不担忧贫穷）要像他的学生颜回一样，一筐饭，一瓢水，住在破旧的小巷里，却仍然很快乐。
在言行关系上，孔子提倡少说多做，反对言过其实，要求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而过其行。”[35]
在修养途径上，《论语》提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广博地学习文化，用礼法约束自己119）“就有道而正焉。”（向有道德的人学习）“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内省不疚。”（自我反省而不感到惭愧）“君子求诸己。”（君子要求自己）[36]
在精神风貌上，孔子提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采和质朴搭配得当）“君子坦荡荡。”“不重则不威。” “敬而无失。”（谨慎而无过失）“泰而不骄。”（安祥而不傲慢）“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远远望去很庄严，接近之后很温和，听他说话很严厉。）“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衣服帽子穿戴整齐，目光端正）[37]
在生活细节上，《论语》提出：“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38]
孔子要求保持并坚守自己的人格，“磨而不磷，涅而不缁。”[39]（磨而不薄，染而不污）“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贪生而损害道德的事不能干，相反，为了维护道德，应该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40]
“君子怀德。”《论语》将“德”作为“君子”的最重要的特征，要求统治者成为道德表率，首先要“修己以敬”，严肃、认真地修养个人道德，然后才进一步去治理国家、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成为民众的表率，只要“君子”的行为都符合“礼”的规范，那末，国家、天下的问题也就同时解决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41]“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42] 烦难、复杂的问题就轻松、简单的解决了。
《孟子》一书继承《论语》的思想，将“仁”作为“君子”的核心道德。《孟子》的新贡献是：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进一步扩大，并且力图将它们说成是与生俱来，先天自足。他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43] 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都是天然人性，不学而知。基于此，孟子提出了他的“存心”、“养心”的修养论，将人的道德修养视为对人的天性的一种复归。在修养途径上，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44]这些，都下启宋明理学的先河。不过，《孟子》一书在伦理学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名言。它们虽然不是针对“君子”立论，但显然与“君子”精神相通。
先秦儒学对于“君子”精神的论述体现出中国人对道德修养和道德功用的极端重视，这一传统历代相传，绵延久远，构成中华文化最重要也是最鲜明、最亮丽的色彩。余英时说：“在西方和其他文化中，只有出世的宗教家才讲究修养，一般俗世的知识分子从没有注意及此的。中国知识分子入世而重精神修养是一个极显著的文化特色。”[45] 这是抓住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异之点的。
关于中国先秦社会的性质，中国学术界意见分歧，恐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于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因此，在研究先秦儒学时，也就难于联系社会、历史条件作出科学的评价，但是，我们仅就“君子”精神这一伦理学的问题考察，不难发现：它既有原始人道主义、原始民主思想以及民本主义的成分，也有维护等级制社会秩序的保守方面；既有适用于特定时期、特定社会阶层的内容，也有适用于各个时期、各种社会形态的普遍价值。
中国古代有两种征服或统治天下的方式。一种是以德服人，即通过当权者本人的道德力量来赢得和争取民心；一种是以力服人，即通过法律、刑罚、军队来慑服民众。前者可以称为“德治”和“王道”，后者可以称为“力治”或“霸道”。人类社会的最初组织形式是原始氏族制。它的领袖人物除了过人的智慧和力量外，一定要具有为氏族成员所共同钦仰的道德。先秦儒家主张“为政以德”，歌颂德治，提倡“君子”精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远古的思慕与怀念，而其实质则是对当时“相竞以力”的现实的不满与抗议。在春秋、战国时期，它是迂腐的，不适时宜的，但是，提倡爱人，要求关怀民众、以民为本，追求“仁政”，向往“大同”社会，反对“苛政”、“暴政”，这又是一种富于人民性的政治理念。
人类社会虽有种种形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情况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人类社会又有共同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的人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常常面临许许多多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先秦儒学在阐述“君子”精神时提出的许多个人行为和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所表现出来的对个人道德的热烈而执着的追求，所要求的入世、救世精神，都是具有普遍价值的永恒的“善”，永恒的“美”。它所提倡的“致命遂志”、“临大节而不可夺”以至“杀身成仁”的精神更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正气。孟子曾经慨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先秦儒学提倡“君子”精神，使人远离动物性，成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以至成为伟大的人。长期以来，“君子”精神影响着、锻铸着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46] 这种情况，不能说和“君子”精神的提倡没有关系。
先秦儒学所提倡的“君子”精神的缺陷之一是维护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如所周知，礼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和仪节的总称，贯串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同的社会等级有不同的规定，不能僭越。《周易》主张“辨上下，定民志”；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复礼”，“其事上也敬”，不仅反对“犯上作乱”，甚至连对在上者说几句讽刺的话都讨厌。[47] 这都是在维护等级制的权威与稳定。至于《周易》和《论语》都主张的“思不出其位”，就进一步将人的思想也束缚在特定的等级框架中了。
先秦儒学所提倡的“君子”精神的缺陷之二是鄙视生产，将生产以及与生产相关的技术活动都视为“鄙事”。孔子在少年时因为家境贫寒，学会很多技艺，但孔子却以此为耻。[48]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种学稼，种菜，被孔子视为“小人”。[49] 宋明儒学继承了这一思想，朱熹就将农圃、医药、百工等称作“小道”，要人们不必在此类领域多下工夫。他说：“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50] 应该承认，这对于科学的发展，生产的发展，是有弊无利的。
通向君子之途——“克人欲，存天理”
怎样成为“君子”，孔子指出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宋明儒学虽有程朱学派、陆王学派的分歧，但都共同主张“克人欲，存天理”，以此作为通向君子以至圣人的途径。
什么是“人欲”。朱熹在有的地方提出：低水平的为维持人的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要求是正当的、可以允许的，而高水平的物质生活要求则是“人欲”。例如：夏天穿薄衣，冬天穿厚衣；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要求衣服必须精细，吃饭必须盛美，这就是“人欲”了。[51] 朱熹在有些地方又提出，“是”与“非”是判别“天理“与“人欲”的标准。例如坐得端端正正，立得恭恭敬敬，是“天理”，而坐得随随便便，立得歪歪斜斜，就是“人欲”。他说：“一言、一语、一动、一坐，一立、一饮、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52] 还有些地方，朱熹则直接以“礼”作为“天理”、“人欲”的标准，例如，中国古代规定，供天子观赏的乐舞可用八佾（8行，每行8人）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鲁国的大夫季氏用了八佾，在朱熹看来，这就是“人欲”。他说：“非礼物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53] 朱熹认为，“天理”来源于天，与生俱来，可以称之为“天性”，它是纯粹而没有任何渣滓的“善”，而“人欲”则来源于人的形体，是后天才发生的。其作用是使“天理”昏蔽不明，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是纯粹的“恶”。
宋明理学还有两个与“天理”、“人欲”相近的概念。这就是“人心”与“道心”。伪《古文尚书》云：“人心惟微，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隐微难见的，必须精细地辨别并专一地保持道心，人的行为才能恰到好处。朱熹将这十六个字誉为“尧舜相传之道”。朱熹所说的人心就是人的饥思食、渴思饮等生理本能，源于人的“气质之性”（肉体），而“道心”则指人的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源于“天命之性”。
宋明理学认为“天理人欲不并立”，普遍主张“克人欲，存天理”。朱熹主张，对“人欲”，要像抓“贼”似的，将“人欲”一个一个抓出来，消灭干净。他说：“圣人所以下个克字，譬如相杀相似，定要克胜得他。”[54]王阳明继承朱熹的思想，将“人欲”视为“心中贼”，要求人们“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本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55] 王阳明强调，只要心中有一毫“私欲”，就会“众恶相引而来”，必须铲除干净，使“此心纯乎天理”才是。[56]
宋明儒学的特点是以哲学论证伦理学。它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起先秦儒学，它更加哲理化、细致化，严密化，因此，宋明儒学的“存天理，去人欲”乃是孔子“克己复礼”的新包装。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将现存社会秩序及其伦理规范视为当然的、铁的法则，要求人们消除一切与之相违背的欲望、思想与行为。秦以后，礼乐崩坏的情况更为严重，礼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作用越来越小，哲学家们不得为之作出新的论证。
为了体认“天理”，清除“人欲”，宋明儒学提出了“向外用功”与“向内用功”两条修养路线。所谓“向外用功”，就是通过对天地万物，大而至于日月星辰，小而至于一草一木，的探究，体认那个先于万物而又创造万物和人间秩序的“天理”；所谓“向内用功”就是通过内省反求，存养克治等办法（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思想斗争、自我检讨）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在朱熹那里，还将读圣贤书作为“格物”的重要内容；王阳明由于认为“心即理”，读圣贤书也成了并非必要的项目，他说：“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57]发展至末流，更主张“废书不观”了。
宋明儒学以为，道德是通向“太平盛世”的唯一正确道路，只要讲明义理，端正人心，一切问题都可迅速解决。朱熹的朋友陈亮讲求“事功“之学，主张改革政治、经济，将当时的法制“重新洗换一番”，朱熹大不以为然。他说：“只就这腔里自有道理。这极易，只呼吸之间，便可以转弱为强，变怯为勇，振柔为刚，易败为胜，直如反掌。”[58]。对此，陈亮反唇相讥，批评朱熹等人处于“艰难变故”的民族危机中，只知“议论之当正”不知“事功为何物”，其结果必将“百事不理”。[59]
人欲并不是坏东西。“食色，性也。”[60]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饮食、生殖是人的两种基本需要，也可以说是人的两种基本欲望，为维持人的生存、繁衍所必需。可以说，正是人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欲望，才推动人们不断进行物质和精神生产，并不断提高其水平，社会才得以发展，世界才一天比一天美好。孟子说：天下人都喜欢易牙那样的名厨，师旷那样的音乐家，子都那样的美男子。这是人们共同的喜好，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61]人类因为追求美味，才产生了日益丰富的美食文化和日益发达的食品工业。因为喜好悦耳之音，才发展出各种各样的乐器和各种流派的声乐和器乐作品。因为追求美，才发展出越来越精美的纺织品和纺织工业、化妆品和化妆工业。依次类推，人因为想走得快，才产生了车辆、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因为要听得远，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线、无线通讯工具。可以说，现存的人类文明都是为满足人类欲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欲是人类发展、社会发展的推进力量。人欲无尽，人类与社会的发展也无尽。人而无欲，社会人类、社会都将停止发展。
但是，“人欲”又是危险的。一般说来，任何社会产品、财富都是有限的，而“人欲”则是无限的。中国有句成语：“欲壑难填”，说的就是“人欲”的这种无限性。为了满足“人欲”，占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