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衣服的话,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个最尊贵?菲佛夫人在她周游世界、从东到西的旅行中,当她非常接近了亚洲的俄罗斯,要去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说,她觉得不能再穿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那里的人民是根据衣服来评价人的”。
即使在我们这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那些偶然发家的人,只要他的财富体现在衣着、用具上,他就受尽了众人的敬仰。可是,这些敬仰着的众人,人数真多,都是异教徒,所以应该派遣一个传教士前去。话说回来,衣服是要缝纫的,缝纫可是一种所谓无穷无尽的工作;至少,一个女人的衣服是从没有完工的一天的。
一个人,到后来,找到工作做了,其实并不要他穿上新衣服去上工的;旧衣服就行了,就是那些很久地放在阁楼中,积起了灰尘的旧衣服。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倒要比他的跟班穿它们的时间长——如果说,英雄也有跟班的话——至于赤脚的历史比穿鞋的更悠久了,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赴夜宴、到立法院去的人必须穿上新衣服,他们换了一件又一件,正如那些地方换了一批又一批人。
可是,如果把我的短上衣和裤子穿上身,帽子戴上鞋子穿上,便可以礼拜上帝的话,那么有这些也就够了,不是吗?谁曾注意到他的破衣服——真的已经穿得破敝不堪了,变成了当初的原料,就是送给一个乞儿也算不得行善了,说不定那乞儿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贫苦的人,那人倒可以说是最富有的,因为最后还是他什么都不要还可以过活的呢。
我说你得提防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事业,尽可不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的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他的身?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看。人之所需,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有所为,或是说,需有所是。
也许我们是永远不必添置新衣服的,不论旧衣服已如何破敝和肮脏,除非我们已经这般地生活了,或经营了,或者说,已向着什么而航行了,在我们这古老的躯壳里已有着新的生机了,那时若还是依然故我,便有旧瓶装新酒之感了。
我们的换羽毛的季节,就像飞禽的,必然是生命之中一个大的转折点。潜鸟退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脱毛。蛇蜕皮的情形也是如此,同样的是蛹虫的出茧。都是内心里孜孜扩展着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的最表面的角质,或者说,尘世之烦恼而已。要不然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伪装底下行进,到头来必不可免地将被人类及我们自己的意见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衣服又一件,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一样,靠外加物来生长的。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那里剥下来也并不是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我们的衬衣可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能不连皮带肉,伤及身体的。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若能穿得这样简单,以至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周密,有备而无恐,那么,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出城,不用担什么心思。
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体上可跟三件薄的衣服相同,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适合顾客财力的价格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五元就可以买到了,它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半,夏天的帽子不过一元的四分之一,冬天的帽子六毛两分半,或许你还可以花上一笔极少的钱,自己在家里制一顶更好的帽子,那穿上了这样的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是贫穷,难道会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
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
“现在他们不时行这个式样了,”
说话中一点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说的是跟命运之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我就很难于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式样了,因为她不相信我是当真地说话的,她觉得我太粗莽了。而我,一听到这神示似的文句,就有一会儿沉思,把每一个字都给我自己单个地强调了一下,好让我明白它的意思,好让我找出“他们”和我有怎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密切有关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答复她,所以也不把“他们”两字强调——
“真的,近来他们并不时行这个式样,可是现在他们又时行这个了。”
她量了我的身材,但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并不崇拜娴雅三女神(译注:希腊神话中,光明、快乐及壮盛之三位女神的总称),也不崇拜帕尔卡(译注:罗马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之总称)。我们崇拜时髦。她纺织,剪裁,全权处理。
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学了样。有时,对于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什么十分简单而普通的事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帮助而能办成功的,我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了。必须先把人们透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马上用两条腿直立,到那时你看人群中,有的人脑子里是长蛆虫的,是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放在那里的卵里孵化出来的,连烈火也烧不完这些东西;要不这样做,什么劳力都是白费。总之,我们不要忘记,据说埃及有一种麦子就是经一具木乃伊传下来的。
整个说来,这国或别国的服装已达到了一种艺术的尊贵地位的这类话是不能成立的。目前的人,还是有什么穿什么。像破碎的舟上的水手漂到岸上,找得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还站得隔开一点,越过空间的或时间的距离,而嘲笑着彼此的服装呢。
每一代人都嘲笑老式样,而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就要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岛王和岛后一样。衣服没有了人,就可怜和古怪起来。抑制住哗笑,并且使任何人的衣服庄严起来的,乃是穿衣人的严肃地显现的两眼和穿衣人在衣服之中过的真诚的生活。穿着斑斓衣衫的丑角如果突然发疝痛了,他的衣服也就表现了这痛楚的情绪。当士兵中了炮弹,烂军装也宛如高贵的紫袍。
男女都爱好新式样,这种稚气的、蛮夷的趣味使多少人转动眼珠和眯起眼皮看着万花筒,好让他们来发现今天这一代需要什么样的式样。制造商人早知道他们的趣味只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其不同只有几条丝线,而颜色多少还是相似的,一件衣服立刻卖掉了,另一件却躺在货架上,常常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最时髦的式样。在身上刺花,比较起来真还不算是人们所说的可怕的习气呢。这并不仅仅因为刺花是深入皮肤、不能改变就变得野蛮的。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使人们得到衣服穿的最好的办法。技工们的情形是一天一天地更像英国工厂里的样子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原来那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老实,而只是无疑的,为了公司要赚钱。往长远处看去,人类总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因此尽管事情一时之间是要失败的,目标还是不妨定得崇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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