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1826年）春，曾国藩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国藩考取秀才。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参加会试，成功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7月，钦命曾国藩为四川乡试正考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充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授礼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sè）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tán）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做人的宗旨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正是他内心的写照。他告诫子女，做事时全神贯注，不要想这件事能带来多大的收获。只要竭尽全力，即使最终失败也没什么可后悔。许多人做一件事的时候，做到一半就浮想联翩，最后失败时接受不了。成大事者，都通晓一个道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做好自己的本分，成功不强求，顺其自然便是。
曾国藩在给大儿子曾纪泽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按曾国藩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中的经典，而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其中的智慧、思想都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这是最值得后人学习与吸取的。当然，曾国藩虽然主张读书要沉浸其中，但他从来不主张死记硬背。他对儿子说：“凡读书，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也就是说读书沉浸其中，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不要当成任务来死记硬背。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朝廷闻讯，辍（chuò）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