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文
“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
卡尔·波兰尼 （KarlPolanyi，1886-1964）在他58岁时出版的第一部，也是人生最重要的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开头写的第一句话，是他这一场思想之旅的起点。
对 于 一 个 经 历 了 百 年 和 平（1815-1914）的19世纪文明在眼前崩溃这一现实，他是一位见证者：出生于19世纪奥匈帝国、参加一战骑兵、目睹匈牙利革命、置身红色维也纳、度过经济萧条、感受犹太人命运、流亡英国、进入矿工生活……他要到远端去找，从制度结构中探索文明的衰落。
波兰尼将支撑19世纪文明的制度提炼成四种：均势制（balance of power system）、国际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自我调节市场制（self-regulating market）、自由主义国家制（liberalstate）。其中金本位制最为关键，正是它的崩溃，成为大变动的近因。而它的源泉和母体又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是乌托邦。
《大转型》出版是在1944年。几乎同时，另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指计划经济制度是乌托邦。乍一看，卡尔·波兰尼与哈耶克的观点针锋相对。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政治建构的；经济嵌含于社会之中，一旦要脱嵌于社会，就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反向牵制，二者之间存在“双向运动”（doublemovement）。也就是说，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强加于社会，会有破坏力，引发社会不可避免的反向作用以自发地保护社会。总之，在他的思考里，始终有比“经济”更大的一个社会和自然存在。
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标志性人物，尤其是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推崇，打开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路途。波兰尼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他年长于哈耶克13岁，1964年早逝，没有听到自己的理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