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延安》则不然，首先在语言特色上充分体现了陕北民歌的特色，如在“心口呀”“莫要”“紧紧儿”“几回回”等，都是清晰可辨的地方方言，其节奏与旋律与主题衔接自然，如果让地方的民乐歌唱家来唱，完全没有违和感，它就是一首地道的民歌，极其适合在黄土高坡上高歌。但同时，它在文字模式上却有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文化意志，包含了对革命文化传统的追仰与继承，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呈现与发展的信心，对革命根据地乡亲养育之恩的深情歌咏与追思，对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幸福生活图景的展示。这一结构意志，与民歌的直抒胸臆有别，姑妄言之，民歌是更散漫的，自由的，随意的，而《回延安》是带革命精神的，是通过这种“回归”来提醒人民不要忘记革命传统的意识形态反映。
同时，还有着一种新闻通讯的精神，诗人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能够将新延安的成长与成就展现给全国亿万读者，以再次证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与正义性。这又是一种使命感的显现。然而，这种政治觉悟并不伤害这首诗对于民歌本身的艺术魅力的承接与转化，它生动地展现着新延安人文景象，在街景与建筑中陈述着万象更新，朝气蓬勃而秩序井然的社会主义时空，延安在诗人笔下刚健豪迈，信心百倍，而又亲切质朴，同时又不失民歌本身的浪漫主义。在一种炽热的俗语与肢体语言的描述中，透露的是黄土高坡上民风本身的粗犷、朴素与狂放。
二、民族传统回归
民歌化诗歌文本的民歌纯粹化，也是民族本色得以体现的地方。《回延安》没有使用贺敬之常常用的“楼梯式”，没有朗诵式的咏叹调，而只有陕北民歌的风度与气韵。比兴、对仗、叠词，排比都是中国民歌中较常用的修辞手法，它们在《回延安》中可谓运用自然流畅，不仅恰当地展现了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关系，而且精微地呈现了延安精神的开源性与革命的发展性之间，延安建设与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民歌在发现地方政治人文景观与全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联性中有着其极为巧妙的工具化功能显现，不仅是民意之近，而且是民族文化自豪之近，更是民心、民风本身之映现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审美的注脚。这种民族性的回归，在本民族内看着是“过俗”，或过于“熟视”而产生“无睹”，但在异族之间恰恰将是陌生化的体现，是审美距离的需求。它必然将是“诗意”的回归。
同时期诗人中，这种回归虽然普遍，但就修辞而论，多为语言自身的精微性或诗性服务，而没有将之运用到政治文化意绪本身的结构中去。而且多为一种“偏离民歌”“靠近诗”意义上的写作倾向。即上文所言之“并不将民歌真正融入、看待为诗意与诗歌的正统”。这种观念下，很难将一种民族本色体现淋漓，而始终带有一种消弥民族性的世界语言特色。但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同蒙古族诗人萨仁图娅的观点，她认为民族性是诗人走向世界的基础。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认为，诗歌的民族性显现正是世界性的显现。《回延安》对于地方语言的本色运用，在看似最俗的地方，也许恰恰是但丁所说的“光辉的俗语”。因为至俗，才是对地方语言的最高致敬，并恰恰是本色、本土、本民、本族的文化标示范畴中之生命之最蓬勃的方式再现。
三、人民性的回归
人民性是贺敬之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从民歌化本身的角度来讲，这里的“人民性”乃指民歌本身对于诗人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模糊化，对于诗人对于个体语言自觉的模糊化，对于个体心灵幽闭境地中的独特需求的模糊化，而侧重于民俗、民风、民意、民语、民需的反映。这种“无我化”的民歌化精神也是公有化时期集体主义精神的反映。然而，什么是真正的民歌化呢？怎样才能通过民歌化本身体现诗歌的人民性？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当下的问题。
在今日社会，民歌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过期的诗歌形式，而在另一种语境里，它又是渴望被运用到诗歌中去，呈现天然性、原初性的单纯与清澈之境的诗意本身之法途。所以，笔者认为，《回延安》对于民歌的高度还原，是一个诗人舍弃某种文化形式自恋，继承延安传统，尤其是鲁院革命文学传统的功能主义文学方法论的反映，它也是最高的人民性的反映。因为除非这种功能主义的文学观，不可能再有比之更显著的对于“人民性”本身的意义之自觉与注释。人民性必然是质朴的、原初的，是最原汁的“文学”本身。
它的大众属性，对于猎奇或猎艳的文学观来说，固然是不够刺激的，不过，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一样，人民性同样是世界性的通途，因为个体区别于大众的属性，往往源自他对于异族文化形式的吸收，因此，个性文化方式的构成中包含对自身民族性的模糊化，对异族的趋同——这方面，西方化实际上体现出一种普遍的“趋异”属性，而且是一大文化趋势。这种情况下，人民性的回归，反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孤勇。诚然，每个作家都希望获得大众的欢迎，因此都会希望自己是“人民的作家”——这个光荣的称号，在具体的实践中，固然也不乏其例，但是，我们依然要固执一问：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民性？也就是，你持何种文化以区别于异族？这是“人民性”的关键，也是重读《回延安》给笔者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
毫无疑问，结构主义文学包含着一种民族的结构，一种人民性的结构，一种民歌自身的语言结构方式。笔者不是一个民歌化的写诗者，但我认为，民歌化作为一种远去的历史运动，依然存在一种到当代现身说法的权利，因为，它考虑的是文学之根源，之动机。每种文学都有动机，社会主义文学也应当有动机，而且向来不避讳动机。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