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报道称，国内馆藏文物腐蚀率超50%，乍一看，这个数字相当惊人，50.66%的馆藏文物相当于1479万件藏品的半数，七百多万件展品，价值可能要连几十座城。而用于藏品保护的经费却相当有限。该报道固然是为了突出国内博物馆藏品保护现状的不足与紧迫性，但在骇人听闻之余，却让这些文物的收藏方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要回答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却离不开关于“文物腐蚀”的科普。让馆藏方难逃“暴殄天物”之难的“腐蚀”相当具有迷惑性。其实，只要是物品，时刻都在“腐蚀”，所以这个比例不是50%，甚至可以说是100%。比如主要由丝蛋白构成的丝织品，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纸张腐蚀率相当高；瓷器和金属相对较低，但由于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辐射”，其实也在时刻“腐蚀”——只是肉眼看不出来。
腐蚀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
据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介绍，上述数据源自国家文物局2002年至2005年开展的“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项目结果显示，50.66%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重度以上腐蚀的馆藏文物有230余万件（占16.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胡东波说，从材料科学上讲，“腐蚀”是指材料受周围环境作用，发生有害的化学变化而失去其固有性能的过程。造成文物腐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文物所处环境。
年代久远的珍贵文物，由于历史上所处环境和人为因素的长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损害，尤其是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由于埋藏环境的剧烈变化，导致一些文物的衰变严重。
胡东波举例说，在各类材质的文物中，陶瓷属于相对最为稳定的一类，但在埋藏环境中，釉上彩和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蚀。
国家文物局也坦言，文物存在腐蚀状况，除了历史上保藏、使用、埋藏环境等原因外，还有一些现实的原因。比如有关文物的保护技术难题尚无突破性进展，像青铜器粉状锈去除、腐朽有机质文物保存等在全世界都是难题；另外，文物保存环境控制设施设备匮乏、保护修复人才短缺、保护修复经费不足等现实状况，使得腐蚀损害不能得到更有效的遏制。
保护修复可以延缓腐蚀过程
应该说，文物随着时间、环境的变迁造成自然消亡，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趋势，但可以通过积极的保护修复措施来延缓这一过程。
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科学，并非仅仅是拼合文物残片、修补文物破碎、处理病害部分，它还包括了对文物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理解，对文物各方面状况的系统记录，以及基于东西方交流的现代文物保护理念的注入。
无论是出土的还是传世的，每件文物进入博物馆时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体检，进行腐蚀情况评估。据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主任郑龙亭介绍，青铜器是该院最主要的文物类型之一。考古发掘获得的青铜器在出土时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和损毁，进入博物馆后必须进行腐蚀评估。如果青铜器被检验出存在大量的氯离子，意味着将产生大量的有害锈，再结合其他各项特征，基本可以判断其染上了“青铜病”，那么就要对症下药，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
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能看到的文物通常采用了三种不同的修复方式。一种是艺术修复，追求的是视觉效果的完美，着意于恢复精致美观的外形。比如上海博物馆就用这种方式修复了大量陶瓷，拼合缝隙被填补，缺失部分被补足，并施与原来同色的釉，可谓“天衣无缝”。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考古修复。它讲究说明性和教育性，因而缺失的部分用白色石膏填补，与文物本身的材质和颜色区别很大，拼合缝隙被保留。诸多博物馆展出的陶器都用这种修复方式。
随着文物修复技术的发展，还出现一种介于艺术修复和考古修复之间的风格——可识别性的修复，这种讲究“远看浑然一体、近看得以区别”的修复方式最早源于意大利，在西方的文物修复中广泛适用。
庞大的数量与力不从心的保护
“十一五”以来，国家财政共投入约6亿元用于馆藏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500余项保护修复项目，对2万余件珍贵受损文物进行了抢救性保护修复，初步遏制了馆藏文物日益受损的严重趋势。
然而必须看到，相对于庞大的急需保护修复的馆藏文物数量，资金差距明显。安徽省博物馆（现安徽博物院）1956年对外开放，是当时四大样板博物馆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馆内开始开展文物保护工作，2007年成立了文物保护中心。馆长李志异表示，用于文物保护的资金并不充足，如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