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梦黎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陈肇新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摘要：专家与民众之间存在风险认知差异，这极有可能影响风险沟通中各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公共决策需要专家来协助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中的新型风险，若民众对专家的管控逻辑认识不足或存在偏差，就容易降低民众对公共决策机构的信任。为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需重构突发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风险沟通模式。新型风险沟通模式要求我们在突发公共危机治理中，首先要重视专家与民众认知方面存在的差异，将系统性知识、经验性知识、隐性知识与直觉性知识等知识类型纳入双向沟通中。其次，政府决策要以科学计算为前提，借助“商谈—建构”范式来吸收不同群体的观点，强调彼此间的论证与说服，在增进理解的同时寻求可兼容的共识，建立批判性的信任。最后，政府机构在面对风险事件时，应妥善处理专家与风险决策者的双重身份，赋权专业化机构，积极引导公众的风险认知，提升公众对专家知识乃至公共决策机构的信任。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之中，生物化学污染、金融危机、重大公共卫生等风险事件层出不穷。随着人类行为疆域的不断拓展，风险的“蝴蝶效应”正日益显现。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不仅不受时空限制，而且无法依照既有的因果关系和过失责任来追责［1］（P190）。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专家与民众对风险本身的认知差异可能会降低风险沟通中的信任度，制约风险规制的效果。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决策机关容易忽视不同主体对风险的认知差异，导致负面舆情扩张与风险决策失当等问题。为提升政府在此类风险事件中决策的科学性，我们需要重塑双向互动的风险沟通模式。
1问题的提出
我们在面对新型风险时，很容易观察到两种现象：一方面，媒体大量引用专家提供的信息进行释疑，将专家知识作为解释风险事实的重要依据与新闻修辞的权威性来源；另一方面，专家知识也会在传播过程中引发质疑与争论，继而引发民众对知识与权力间共谋的怀疑。在这种场景下，我们可以观察到专家知识与民众意见的互动，比如专家会主动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决策机关也特别注意回应民众的意见，积极借助网络平台与社交媒体反映的各种信息来核查具体的陈情。风险社会学（risk sociology）从认知科学与社会文化两个维度出发，把风险作为观察专家知识、民众意见与权力决断间相互博弈的抓手，探讨三者互动中风险的甄别、计算、分配以及伴随而来的行动选择和问责。“风险”概念深刻地塑造了人们的抽象知识认知、具体行为模式和普遍行为预期，治理风险由此成为可能。为此，需要将知识与权力“共谋”而诱发的专家群体失信风险作为日常风险管控的重要内容，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范畴。
在此延长线上，我们可以借助风险沟通的概念来进一步概括专家知识与民众意见间的风险分配与再生产机制［2］（P36）。所谓风险沟通，是指不同群体根据各自感知的风险内涵进行商谈与博弈，它统摄着个体、群体与机构间交换信息和观点的互动过程。在有效的风险沟通模式中，专家主导的技术理性式“独白”可以转化为以受众和信息为中心的对话式交流［3］（P1077-1079）。具体而言，科学家需要遵守科学研究应有的客观性与严谨性要求，不能从不充分的证据中轻易得出结论。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与以受众为中心、重视启发式与锚定调整原则的风险认知模式相去甚远。这种认知差异容易使纯粹感知性的、非技术性的“愤怒”（outrage）成为放大风险的诱因，或者经由涟漪效应带来超越时间、空间与社会制度的负向影响［4］（P44-45）。
上述围绕风险认知的分配和再生产视角对专家知识与民众意见进行的分析表明，风险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主观认知建构的结果［5］（P7）。专家知识与民众意见间的风险沟通在本质上是努力弥合对风险的认知差异并且寻求最大共识的过程。另一方面，行政决策需要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和过程管理，因此有必要把风险管理提前纳入决策过程，预测风险决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权衡不同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在此过程中，行政机关需要依托专家提出的科学意见来处理专业人士与公众之间的潜在冲突。专家知识与民众意见间的风险沟通，就进一步结构化为政府、专家与民众三方主体间平衡认知冲突和促进共识生成的动态机制。
从近年的社会热点和突发公共事件来看，现阶段我国出现系统性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叠加情形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专家知识与民众意见沟通不畅带来的风险逐步显现，这一情况给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带来了新挑战。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2015年“股灾”引发的证券交易制度改革的波折，还是P2P从野蛮生长到被强力监管引发的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震荡，抑或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舆论场上掀起的对专家知识乃至疫情防控措施的追问，这些围绕诸多特定事件展开的话语烈度不等的沟通与博弈，都印证了风险沟通在治理议题上的重要性。科学的风险沟通能有效弥合专家知识与民众意见间的认知鸿沟，疏通话语分歧，寻找动态的权利共识机制。
专家知识在风险评估与决策分析中占据的位置是什么？行政机关更倾向于以“理性—工具”的认知思路，还是“商谈—建构”的认知思路来识别与采纳专家知识？如何将公众对风险的认知纳入风险的全周期管理之中？更根本地，如何通过风险沟通来整合科学分析与价值判断，妥善处理危害与愤怒，继而通过双向对称的参与制度塑造公众信任？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