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不同政治因素和中国整体外交考量的共同影响，中国—（中）东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逐渐去意识形态化和转向国家利益主导的进程。2012年提出的“华沙12点倡议”更是开启了中国—中东欧全面合作的新纪元。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在多个领域均有较大发展。为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行稳致远，还需要在政策层面和学术层面认真研究合作模式、大国博弈、敏感议题、双多边关系以及软实力建设等问题。
关键词：东欧 中东欧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中苏关系 中欧关系
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中）东欧[1]国家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在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中）东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如果按重大历史进程考察双边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89年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第二时期从1989年至今。每个时期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第一个时期中，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不仅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且党际关系是国家关系的基石；在第二个时期中，由于执政的共产党[2]纷纷被右翼力量政党所取代，因价值观和执政理念不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从党际关系主导型转向国家利益主导型，但某些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并未完全褪去，时常对其与中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进化的两大时期中，因不同的政治因素和中国整体外交的考量，每个历史时期又可以划分为几个小阶段。在1949—1989年间，大致可以分为蜜月期（1949—1959年）、分化期（1960—1978年）和回归期（1979—1989年）三个阶段。自1989年（中）东欧国家开始各领域转型以来，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可以分为相互重新认识（1990—1995年）、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双边关系（1995—2004年）、不断提升合作范围和合作水平（2004—2011年）以及多领域友好合作（2012年以来）等四个阶段。
一、冷战期间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演变
冷战期间，不仅以苏美为主的两大阵营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之争。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要性使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具有双重属性：（共产）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交织，而党际关系又重于国家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受中苏关系的状况和这些国家同苏联关系的状况的影响。[3] 中苏关系经历了十年结盟、二十年交恶、走向缓和到全面正常化三个阶段，同一时期，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大体也可分成类似的三大阶段。
（一）1949年至1959年“共蜜月”：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齐向好
在争取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承认时，中共领导人首先想到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早在1947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便向斯大林提到：“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4] 斯大林的回复斩钉截铁，就一个“对”字。继苏联10月2日与新中国建交后，保加利亚（10月4日）、罗马尼亚（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10月6日）、匈牙利（10月6日）、波兰（10月7日）、民主德国（10月27日）和阿尔巴尼亚（11月23日）相继与中国建交，与苏联一道成为中国的“远方兄弟和朋友”。而南斯拉夫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实现与新中国建交。[5] 在苏南关系紧张和冲突的背景下，对于南斯拉夫表达建交的意愿，中国以沉默应对。[6] 直到斯大林逝世、苏南关系缓和后，这种僵局才得以打破，在获得苏联的肯定后，中南两国于1955年1月正式建交。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政策上实行“一边倒”战略，即与苏联结成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一道，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斗争。从1949年到1956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定位极高，好得至少在表面上几乎已经无以复加[7]，《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成为双方关系进入蜜月期的基石。同样，东欧国家及各国共产党也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开展交往的重要对象。
首先，双方执政党关系密切，领导人交往频繁。双方往往在一国解放纪念日、国庆日以及执政党代表大会等活动期间进行访问，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寿辰或逝世时给予庆贺或慰问。以1956年中共八大为例，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卡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奥哈布、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以及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等率团出席。
其次，双边交往全方位展开，民间交流十分活跃。特别要提到的是，1950年1月，中国和波兰签订易货贸易合同及协议书，这是新中国与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议。1951年6月，中波轮船公司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此外，自1950年4月中国派出首个包括工青妇和文联的代表团参加匈牙利国庆后，双方青联、妇联、工会以及文体组织等四大人民团体的交往频密。
第三，双方在各自国家建设以及国际事务上相互支持与声援。比如，1952年匈牙利发生灾荒，中方迅速向其提供了5万吨粮食。1953年，中国调拨植物油3000吨，以应罗马尼亚组织世界青年联欢节之急需。1955年，匈牙利向中国赠送了农业机器站全套设备。195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小麦5万吨、大米2千吨、食用油2500吨的援助，阿尔巴尼亚也向中国提供了铬矿和优良麦种。更为重要的是，东欧多国派出专家赴华援助新中国建设，并先于苏联接收中国留学生。[8] 此外，双方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抗美援朝战争、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和干涉以及德国和平民主统一等国际事务上相互声援和支持。
1957年至1959年，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进入紧密团结和友好合作的鼎盛时期[9]，双方各领域合作与支持进一步加强。赫鲁晓夫执政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时，日益强调各国独立平等以及阵营统一、团结和稳定的原则。苏联方面也开始重视中国的立场。据赫鲁晓夫回忆说，在1956年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想到的就是“首先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磋商”[10]。而正是通过这一事件，中国被带入了欧洲[11]，原本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的“内部分工”开始“瓦解”，中国、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平行层面向三角框架发展。
波匈事件之后，中国支持波兰和匈牙利新领导集体巩固地位，同时努力帮助两国修复与苏联的关系。为此，周恩来于1957年1月先后对两国进行了访问。同时，中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发展在各领域展开，特别是共产党、军队以及议会之间的交往比较密切，以友好协会为主的民间友好团体纷纷成立。1959年新中国10周年庆典之际，东欧各国均派出高级别党政代表团来华，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兄弟般的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也标志着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全面友好合作达到新的高峰。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断显现，但并没有走向对抗，双方仍在努力维持正常关系。总的来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都进入了“蜜月”状态。
（二）1960年至1978年“大分化”：国家关系深受党际关系影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尽管苏联的国力和地位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最强的，但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取代和超越了对国家实力的认同。中苏大论战以及此后爆发的边境冲突是这种分歧的突出典型，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苏分歧加深和论战全面化的进程中，东欧国家基于自身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对华关系上出现大分化，分为跟随苏联疏华反华的“东欧五国” [12]、由爱及恨的阿尔巴尼亚、平稳发展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中苏论战开始后，“东欧五国”共产党认为中共实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反苏”“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等政策，发表大量论战性文章和讲话加以指责。[13] 虽然中共不同意“东欧五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指责，但也没在公开场合与之进行论战，只是在各种内部接触和会议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公开场合则主要是批判苏共领导人。然而，事态并没有得到控制，在“东欧五国”共产党同中共党际关系慢慢疏远的同时，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出现裂痕。
虽然中国与“东欧五国”彼此仍然承认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党际关系有所降温，“东欧五国”回避党际交往的倾向日益明显。1964年新中国15周年国庆之际，“东欧五国”未像1959年那样派出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认为最为正式和隆重的党政代表团。尽管中国对“东欧五国”较低级别的代表团[14]同样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采取不回避党际关系的做法，但单方面的举措在意识形态争论升级的背景下很难发挥效用。由于具有较好的交往基础，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仍能保持合作，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尚能互相支持。
1964年10月，中共原本希望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借机改善中苏关系、重新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随着中苏论战的加剧和国家关系的恶化，“东欧五国”领导人及其官方报刊对中国的批判、指责不断升级，言语更加尖锐，有的直接指点中共领导人。在中共领导人看来，“东欧五国”已经加入“修正主义集团”。从1966年起，中国和“东欧五国”均改变了此前每逢对方国庆以共产党名义电贺的做法，党际关系实质上破裂。受此影响，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等团体交往相继停止，除贸易外的各领域合作也陆续中断。[15]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断绝，国家关系的恶化达到顶峰，并爆发边境武装冲突。同样，中国同“东欧五国”的党际关系、国家关系也走向对立。经过十年的争论，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路线方面，双方都未能改变对方的立场观点；在国家关系方面，除贸易外，中断了所有合作和交往，相互关系远不如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16]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趋向的背景下，中国同“东欧五国”都尝试探索新的关系出路，但始终受意识形态分歧和各自同苏联关系的牵制或影响。1970年下半年至1971年上半年，中国先后派出缺位三四年之久的驻“东欧五国”大使，并授命他们利用机会向驻在国领导人表示中国愿意改善同“东欧五国”的国家关系。同时，“东欧五国”领导人也利用不同场合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又以不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