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远赴古巴，而我们要做的事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意义。”一位苏联军官临行前，在一封留给妻子的信里这样写道。
他口中“没有意义”的事指的就是触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几乎让全世界陷入可怕核战争的一次军事行动。这场军事行动发生在1962年，正值美苏冷战的高压时期，苏联受到美国核导弹的致命威胁。为了从美苏核力量日渐失衡的噩梦中解脱出来，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后来让他后悔不已的决定——秘密在古巴岛上部署射程范围覆盖美国本土的核弹。
从大量中下层军官的视野，我们能发现这一决定本质上是盲目、自大且愚昧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直到靠近古巴海岸才获知行动内容，被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得不到明确的指令，又在美苏高层几次三番剑拔弩张的博弈后草草退场……
在整场危机期间，他们的生命，古巴岛上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的生命，都维系在肯尼迪、赫鲁晓夫等人时常出错的决策上。
关于古巴导弹危机，大半个世纪以来已有过很多讨论的声音。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沙希利·浦洛基教授却颠覆了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主的叙事视角，写下《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这本书，不仅逐小时重现美苏高层间分秒必争的紧张谈判，更让众多军官和士兵以讲述者的身份发声。
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巧妙地展现了危机中的戏剧性和恐惧感，清晰描绘了包含着阴谋、误解、博弈、恐慌和混乱的危机图景。他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重新审视核问题，让我们从中获得面对当今世界种种不确定性的力量。
“为了在这个时代中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温故而知新。”
“阿纳德尔”行动：
古巴导弹危机的开端
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之后，赫鲁晓夫的决心势不可当。1962年5月21日，从保加利亚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就召开了一次国防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成员均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层领导。苏联战略火箭军的新任总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也出席了会议。
赫鲁晓夫先是介绍了他在保加利亚访问的情况，然后开始讨论古巴问题。“我说过，古巴必定会再次遭到入侵，如果指望这次入侵会和上一次一样计划不周、执行不力，那可就蠢透了。”赫鲁晓夫说，“我也警告过你们，如果古巴再次遭到入侵，菲德尔将被击垮，而我们是唯一能够阻止这场灾难发生的人。”随后，他提出了在古巴境内部署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想法。多年后，赫鲁晓夫回忆道：“除了保护古巴，我们的导弹还可以实现西方挂在嘴边的‘力量平衡’。”
赫鲁晓夫短短几分钟的讲话就奠定了当天会议的基调。当天会议的议题为“关于对古巴的援助”，这表明赫鲁晓夫希望与会人员探讨如何“拯救古巴”，而不是如何解决美苏核武库和导弹实力差距的问题。在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马林关于该会议的一份非正式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如何帮助古巴坚持下去。”从马林的笔记来看，没有人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根据另一名参会者——国防委员会秘书谢苗·伊万诺夫上将的说法，当时至少有一位反对者——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在会上反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和军队。
赫鲁晓夫在会议开始前就与米高扬交换了意见，他知道米高扬反对这项导弹计划。米高扬担心，美国人一旦知道了这些导弹的存在，一定不会容忍如此近距离的核攻击威胁，他们必然会袭击导弹基地，这将导致苏联驻军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应对——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米高扬问道。对此，赫鲁晓夫与其观点相同。“我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赫鲁晓夫在回忆他与米高扬的谈话时说道，“我甚至说，迈出这一步，几乎就是在鲁莽的边缘试探。这个计划的鲁莽之处在于，我们保卫古巴的想法可能会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核战争。我们需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因为蓄意发动这样的战争肯定是不计后果的冒险主义行径。”赫鲁晓夫知道他在冒着挑起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风险，但侥幸心理让他相信，自己的这番鲁莽举动可以平安过关。
赫鲁晓夫想争取米高扬的支持，但没有成功。“假如我们把导弹运送到那里，然后迅速且隐秘地部署它们呢？”赫鲁晓夫从保加利亚回来后，在一次私下会议中询问米高扬，“随后，我们再将此事告知美方，首先通过外交渠道，然后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