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第二次大规模剥离，四大银行的不良率有原先的25%普遍降到5%左右。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四大AMC扛起了巨额的坏账，换来了银行轻松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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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不良资产处置盛行的理论是“冰棍理论”，认为不采取恰当的保全措施，不良资产就像“冰棍”一样，每时每刻都在融化，握在手中时间越长，损失越大。
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时，因为10年大限，接过不良资产后，资产管理公司就加紧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同时，支付发行金融债券和央行再贷款的利息。
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初期，实行的是任务分配制，加上十年期限，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快！”。AMC一味求快，不能对不良资产合理定价，甚至贱卖不良资产包，偏离了资产回收最大化目标，而费用率（回收一百元费用支出占比）则不断抬升。
借用当时管理人员的话：“如果回收100块钱你只能拿1块钱奖励，而制造100块钱费用你可能拿20块钱回扣，你选择哪个？”
后来，财政部修改了资产管理公司考核方式，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实施现金回收率和费用率指标目标责任制。但即使如此，到2007年底，信达资产不良资产回收率最高，仅为30%，华融资产的回收率为18%，东方资产回收率为20%，长城资产的回收率为10%不到。
低回收率导致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够偿还本金的微乎其微，或者根本无力偿还本金。
此时，四大AMC的资产端是超过一万亿的政策性不良损失，对应负债端是一万多亿的刚性负债，还在吃着利息，眼看十年大限将至。
但是，十年之约到时，四大AMC没有退出，就像现在很多明星嘴里喊着退出娱乐圈，身体却很诚实地留在圈内。
四大AMC是天选之子，自然有优待。2009年，建设银行宣布持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470亿债券延期十年；随后中国银行业跟进延期债券10年，利率维持年息2.25%不变，财政部继续对债券提供担保。另外，AMC欠央行的5739亿再贷款则停息挂账。
2006、2007年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开始探索商业化转型，由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成立时都是以面值收购对口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处置形成的损失都挂在资产管理公司的账上，同时，四大AMC股份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
只得AMC把当年欠的债务再剥离。
2010年，国务院批复信达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历史上信达向建行发行的2470多亿元债券剥离至此账户，存续时间初定为十年，此外，信达所欠数百亿元央行再贷款也将停息挂账，不再产生利率负担。共管基金由建行和信达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对财政部分红和财政部拨入的其他资金支付历史债券本金。
2012年，华融也采用共管账户方式剥离历史负债。根据经国务院批准的整体改制方案，财政部成立共管基金，用于管理偿还历史债券的本金，而相关本金不再列入华融的资产负债表。
总结四大行和四大AMC两次股份制改革历史脉络，就是将国内经济历史包袱甩给银行，为了银行市场化和股份制，将四大行的历史坏账剥离给四大AMC（发债和央行再贷款取得承接资金），再将四大AMC当年承接坏账的历史负债剥离到“共管账户”。
最后谁扛了这个锅？债务就是债务，最终就是三个手段，企业核销要靠利润，财政核销要靠纳税，央行核销要靠通胀。共管账户的债实际上就是左手倒右手，引发了争议声，但很快就被历史列车快速前进的轰隆隆声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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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恰好是四大AMC成立十年，此时的四大AMC是十年存续期满后迈入市场化和改制的新阶段，换另一种说法就是百废待兴、前途未卜。
为了增强四大AMC的盈利能力，在政策红利的呵护下，四大AMC凭借牌照优势开始走向多元化经营，但各有特色。
东方彻底退出非金融类业务，发力保险业务，2012年斥资78亿收购了中华联合保险；长城以服务中小企业为重点，依托在全国布局多个办事处，针对中小企业开发了财务顾问及不良资产收购等综合服务业务；信达是四大中唯一一个获准处置地产等非金融类资产，能直接参与地产信托等项目；华融则走高大上的大公司路线，主要是通过与政府、大企业、大集团、大项目、大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获得持续性的客户资源。
政策路线制定和推动还得靠干部，而推动华融历史进程的就是赖小民。
日后，有媒体问起赖小民，为什么他一个银监会办公厅主任会调到华融？赖小民回答自己不愿到这个落魄、边缘化的企业去，“想在仕途上一路走下去”。但历史的进程推了他一把，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分管副主席四次力邀，希望他去把华融做起来。
2009年1月19日，赖小民到华融就职，出任党委副书记、总裁。
此时，华融处理完2004年央行委托的“德隆系”崩塌之后的资产，手里有了一批金融牌照，华融以此为基础。
刚好又遇上了金融监管宽松的大跃进时代，在赖小民的主导下，华融大干快上地开启了转型，发展成了大型的金控集团。
随着市场化和商业化转型，背靠财政部，四大AMC筹集资金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