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税收体系：美国是财政联邦主义，各级相对独立；中国是分税制，但税权集中
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主义，分为联邦、州和地方（郡县、市镇村）三个级次。各级政府只是事权范围、管辖地域的不同，没有上下级关系，各自的权力由宪法、法律等规定，各级政府只需向本辖区的选民负责，而无需向上级政府负责。每个政府级次都有相对独立的主体税种，形成联邦税、州税、地方税的体系，州和地方有较大的税收管理权。此外存在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的转移支付。
1）联邦税收由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税、消费税、遗产与赠与税、关税组成。其中，关税是联邦政府独征的税种，州和地方政府不能征收。2018年，联邦税收占联邦总收入96.6％，占GDP的16.5％。其中个人所得税占联邦税收比重最高，为50.6％，其次是社会保险税35.2％，第三是企业所得税6.1％（图表1）。
2）州税由一般销售税和总收入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收益税）、牌照税、房产税、遗产和赠与税、采掘税等组成，2018年为1.03万亿美元。其中主体税种是销售和总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占税收比重为46.8％和38.0％；公司收益税占比4.7％，牌照税占比5.6％，房产税占比1.9％，其他如遗产与赠与税、采掘税等占比3.0％（图表2）。销售税是零售税，对在州辖区内消费者购买货物和劳务征收的税。由于销售税是州级税收，各个州的税率不尽相同，且有的州允许州以下地方政府一起捆绑征收销售税。美国有5个州尚未开征州级销售税：阿拉斯加州、特拉华州、蒙大拿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俄勒冈州，这5个州中阿拉斯加州和蒙大拿州允许地方政府收取地方销售税。
3）地方政府税收由房地产税、销售税和总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组成，2018年地方政府税收7654亿美元。其中，房产税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占比高达71.5％，销售税占比11.8％，消费税占比4.7％，个人所得税占比4.4％（图表3）。
联邦、州、地方税制相对独立，且比例相对稳定。联邦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约为66％，州和地方政府占比34％；在州和地方政府中，州占58％，地方占42％。
中国的分税制是以财务管理和使用权为基础，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中央税多为稳定的税种，相对来说，地方税主体税种不明确，多为税源小、不易征管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等。
1）中央税是收入归中央政府支配使用的税种。包括：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车船吨税、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还包括中国铁路总公司、各银行总行及海洋石油企业缴纳所得税归中央。
2）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是收入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的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增值税由中央分享50％，地方分享50％。企业、个人所得税由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收入，其余归地方。
3）地方税是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使用的税种。包括：土地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图表4）。
就各税种的占比而言，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是主要税种。其中，2018年，国内增值税占总税收39.3％；第二大税种为企业所得税，占比逐年上升达到22.6％。进口货物消费税及增值税占比10.8％，个人所得税占比8.9％，国内消费税占比6.8％，，契税、土地增值税和城建税占比分别是3.7％、3.6％和3.1％（图表5）。
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对稳定，2017年中央占比53.0％，2018年年有所上升至53.4％，地方占比46.6％。税收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93.9％下降到2016年的81.7％，2017年有所回升到83.7％，2018年进一步回升至85.3％。
1.2 税收法治：美国高度规范，中国税收法定有待提高
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设一般都伴随着税制的改革。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引发了全球的税改。总的来说，税收的法律制度建设尽量采取国际上的通行规则，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依法治税。
美国主要是以宪法为基础，以立法机关颁布的国内收入法典等为主干，以税收法规为补充，形成了联邦、州、地方三级平行的法律制度，高度的法制化、规范化。“无代表，则无课税”，税收法定原则是其基本原则，美国主要企业税种征收均有法律依据。违宪审查原则也是其另一特色，1895年因为个人所得税违反联邦宪法从而禁止征收。
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税收法定，逐步提高税收法律级次，但税收法治建设仍有较大提高空间。中国是以宪法为依据，逐步形成各种税收法律的框架，以中央、地方数量众多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组成的多层次税收法律制度模式。税收法律覆盖尚不完全，目前成文的税收法律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烟叶税法》和《船舶吨税法》；《资源税法》于2023年8月26日在全国人大通过后并于2023年9月1日起实行；《增值税法》于2023年11月27日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尚未成为正式法律。此外，大多数是授权立法的法规、条例等，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但是税收法定进程已经加快。目前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税收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手段，引导资源分配和结构变化。
税收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内容。大多数国家的税务机关有执法权和部分司法权，即对税收征收管理和纳税人的民事处罚，刑事处罚由司法机关负责。
在美国，联邦税法由国会制定，各级政府有其自己的税务机关，拥有独立的立法权、执法权。独立性和纳税人有表决权是美国税法制定的显著特征。州和地方议会无需联邦批准，2/3以上公民投票表决后即可执行。这样导致不同州税法差异很大，所以不同区域税法不相容。如2003年有5个州不征收销售税，且征收的州税率也是从3％到7％之间不等。
与其相比，中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有税收立法权（可以授权），各级税务局只有执行权。根据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拟定和执行税收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省级税务可以拟定地方规章和实施细则，并依法进行征收管理。全国只有统一的国家税收法律制度。
征收对象与实际负担主体
综上，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个人；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企业。美国的第一大税个人所得税，而中国由于个税覆盖的人群较少，个税占比约9％。美国的第二大税种社会保险税，中国仍以企业和个人缴费的形式。中国的第一大税收增值税，美国虽研究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征收。美国的分税制，相互独立，高度规范。中国1994年建立了国家、地方分税制，但税权仍高度集中。法制化程度不健全，存在寻租空间。
1.3中国的“综合税费成本”较高
除了税收成本之外，企业通常面临的“高成本”还包括诸如社会保险费用、行政性收费、行政性灰色隐性寻租成本、环保成本等一系列支出在内的“综合税费成本”（图表6）。
1）社会保险费用支出即通常所说的“五险一金”尤其是五险，企业承担的住房公积金也是成本之一。以北京地区税前月薪10000为例，企业需要额外承担的“五险一金”成本为4010元，扣除“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之后员工拿到手的现金工资仅为7694元（图表7）。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为工资成本额外的40.1％。而美国的社会保障税分为老年遗属及残疾保险税、医疗保险税和失业税。企业缴纳的养老遗属及残疾保险税率为6.2％、医疗保险税率1.45％，失业保险为6％，合计承担13.65％。个人缴纳养老遗属及残疾保险税率6.2％、医疗保险税率1.45％，不负担失业保险税，个人承担合计7.65％。相较而言，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税（费）率高于美国26.45和14.55个百分点（考虑住房公积金），导致中国企业负担较重。美国没有生育保险，而是纳入医疗保险。
2）行政性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机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行使其管理职能，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的费用。具体又分为管理性收费（资格审查、颁发证照、管理费）、惩罚性收费、资源性收费等。
3）行政性灰色寻租成本是大多数转轨经济体面临的一大痼疾。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事业单位的大量行政性职能短期内并未完全革除，手中仍然掌握着诸如审批、评审、盖章等权利，滋生寻租空间。民营企业为了打通这些“关卡”，有时不得不支付一些额外成本。这些成本是“隐性的”，不会体现于统计报表中；同时也是“灰色的”，没有法律依据，严格说来甚至是违法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和从严治党的深入，行政性灰色寻租成本有所降低，但与此同时又衍生出了一定的“不作为”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4）与政府、国企相关的其他运营成本。例如近年来随着政府对环保越来越重视，环保标准不断提高，重大节日、会议期间对相关行业实行停限产指令，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5）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2 中美宏观税负对比：全口径中国宏观税负高于美国
宏观税负通常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期间内税收收入（或财政收入）占当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税收总体负担水平。
在不同国家间比较宏观税负时，统一口径是关键，不同口径下的宏观税负相差较大，需要考虑不同的税制结构和国情条件。比如，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采用缴费而美国是缴税的形式；中国的城镇土地属于国有，因此土地转让时政府可获得土地出让收入，而美国不存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因此存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而美国则没有；中国目前还存在大量的非税收入，而美国则相对较少，因此比较中美宏观税负需要注意不同的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