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指出，“支持工业（产业）园区、用人单位等利用自有土地或设施新建、改扩建托育服务设施，普惠托位要向社会开放提供”。推动企业等用人单位参与提供托育服务，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鼓励企业参与提供托育服务意义重大
（一）拓宽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的重要渠道
最近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再次明确强调“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对国家和全社会而言，通过企业等用人单位提供托育服务，可以在缓解公共财政支出压力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渠道，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扩大的托育服务需求。
企业等用人单位提供托育服务，不仅可以扩大托育服务投入总量，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资源，提高托育服务质量，从而有效解决存量不足、增量困难、质量不高的问题，而且能够在不过度增加公共经费支出的前提下缓解女性在传统性别分工下的育儿压力，鼓励和促进女性就业，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其他类型托育服务机构而言，企业可以根据用工特点提供更符合员工实际需求的托育服务内容。例如，根据员工上下班时间、倒班等情形延长或调整托育时间、提供夜间托育等。
（二）改善企业文化和工作效率的积极做法
对企业而言，为员工提供托育服务，不仅能有效解决员工托育问题，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降低女性员工生育后离职的概率，避免企业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的浪费；而且有助于改善劳动关系，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最终为企业带来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场域，是聚集托育需求的重要场所；企业是经济生产的主要场所，是解决托育需求的重要场所，为员工提供托育服务可以有效减少社会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矛盾。托育服务的短缺可能会导致企业更高的离职率和旷工率，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效率。2004年，一项针对美国305家企业的调查发现，因子女照料导致员工缺席的问题，大约给企业带来每名员工每年610美元的损失。可见，企业若能提供方便、可及、优质的托儿设施，将有助于降低此类损失，进而稳定企业的运作与生产能力。众多国内外成功案例也表明，企业提供托儿设施，不仅能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减少企业在招聘、培训方面的支出，还能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和留任率，增强员工归属感和企业的向心力。
（三）减轻养育压力和促进家庭和谐的有效途径
企业参与提供托育服务是促进“工作-家庭”平衡、建设“家庭友好型”组织的重要举措，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对员工及其家庭而言，企业提供托育服务具有多重积极作用。第一，企业参与办托可以有效解决“入托难、入托贵”等问题。就近入托可以实现 “带着孩子上下班”，全方位减轻员工家庭养育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避免女性因生育导致职业间断。第二，企业参与办托可以改善亲子关系和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企业办托不仅可以方便员工在工作空闲时看望孩子，增进亲子关系，还有助于提高母乳喂养率，对婴幼儿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有重要作用。第三，企业参与办托可以减轻隔代照料负担和改善老年生活质量。就近入托给原本需要承担照料幼儿职责的老人减了负，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幼有所育”的同时实现“老有所乐”。
二、企业参与提供托育服务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
从世界范围看，企业为其员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务也有不少成熟的做法。谷歌、微软、高盛集团等国际知名企业 21世纪初就开始在其全球许多办公室设立了儿童中心，为其员工子女提供照护服务。企业参与提供托育服务在中国也并非全新举措，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举办的托儿所一度长期占据着托育服务的主体地位，1989年中国由国家和企业提供的幼儿托育服务机构曾占到90%以上。自1995年国家提出主辅分离、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政策后，大部分企办园被剥离、转让甚至停办（程秀兰等，2012）。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否要鼓励企事业单位重新参与到托育服务中来，在国家层面仍缺乏明晰的政策导向。
近年来，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进行了一些探索，如出台相关政策规范企事业单位通过自有资金为本单位职工子女提供公益性托管服务，并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一定经济补助，等等。鼓励企业参与提供托育服务已经被纳入国家顶层政策设计之中，但在大多数地区企业参与提供托育服务的具体操作和实施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一）持续投入成本高，经营压力较大
投入成本高和运营压力大是企业参与提供托育服务面临的主要挑战。当前各地对企业参与提供托育服务的鼓励和支持方式单一，难以有效激发企业服务积极性。多数地区对企业提供托育服务的支持方式往往仅限于经济补助，且补贴力度小，难以对企业形成有效的吸引力，武汉实地调研中多数企业建议政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