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没钱了。
明朝自嘉靖皇帝起，历任皇帝昏庸无道，挥霍无度，特别是万历的三大征将以前的一点家底全部霍霍光了，导致财政入不敷出。
在不断的天灾（地震，干旱，蝗灾等灾害不断，造成了无数饥民）和后金的威胁下，只能通过加征税收的方法维持统治，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让老百姓更加贫困，税收更加难以收全。
没有钱，朝廷只能欠士兵的军饷，部队战斗力由于没钱而大幅下降，哗变时有发生；而增税又加剧了人民的不满，致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内忧外患之下，大明王朝的大厦终于轰然倒地。
一、明朝亡国时穷到什么程度呢？
据《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京军五月无粮，一时驱守，率多不至；又守陴军，皆贵近家，诡名冒粮，临时倩穷人代役，仅给黄钱百文，城外二坊一卒，内城五堵一卒，率饥疲不堪任。”（没钱怎么办啊）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的变法给朝廷留下了七百万多两白银的家当，经过万历、天启的挥霍，这些家当传到崇祯手上时，一毛钱也没有了。
《崇祯遗录》记载：自从女真兵兴以来，内帑已空。崇祯没办法，只好将宫中的银用器具运往银作局，浇铸成银锭以充当军饷。这些饷银都铸有“银作局”三字，可见内库确实是空荡荡的了。
户部官员吴履中记下了这样的场面：“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皇帝穷哭了，可见真是没钱了。
朝廷穷到没办法，崇祯九年四月，李琎奏请“搜括臣宰助饷”，让大臣们赞助。这种提议毫无疑问会被官僚集团否决，大学士钱士升认为“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
崇祯也怕得罪了文官集团，或者说怕得罪整个地主阶层，所以此事不了了之。
（没一个肯出钱的，头痛）
但是大明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崇祯再也顾不了面子了。在李自成快要兵临城下之时，崇祯只得哀求大臣和外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饷，以保北京不失。
但可是满朝文武个个哭穷，根本没人响应。大臣们不是一个个向皇上哭穷，便是发挥“戏精”特长，故意把自己家的破铜烂铁拿到大街上去卖，弄得好像要倾家荡产一样。
反正个个都是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您看着办吧的态度。只有京城一个孤寡老头，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这区区400两让崇祯感动得热泪盈眶，号召文武大臣们向老头学习。您瞅瞅，皇上穷成啥样了？
当官的真的没钱吗？不可能的。
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认定“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所以北京发生了动人的一幕。
拷饷
据史书记载，李自成“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严刑之下，收获巨大。大顺军用五千具夹棍，换来官员们七千万两的收入。可见那些官员们都是假穷。
二、崇祯到底有没有钱
据《崇祯大传》记载：内库共查找出“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明季北略》上说“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所以，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大明劫里的崇祯）
如果以上记载属实，那崇祯就是个大财主啊，他为什么在生死关头还舍不得这些钱？这不是比守财奴还要守财奴吗？这不像崇祯的风格啊！
其实，《明季北略》后面还有一句话：“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这是《明季北略》的作者计六奇的评论，他虽然引用了谈迁的《国椎》的说法，但他本人认为，三千七百万锭白银，得用1850万头骡马来搬运，这明显与常识不符，是不可能的。
谈迁在《国榷》中为我们解释了这个说法的来源：“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原来，这是李自成部为了掩盖拷掠行为造的谣啊。
（传说中的内帑）
我们从皇帝和皇后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推测一下，崇祯是不是个隐匿很深的巨富。
明末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说周皇后在后宫常常身穿布衣，吃素食，与皇帝一起提倡节俭，一切女红纺织之类事务，都亲自动手。
崇祯对皇后的勤俭节约十分赞赏，“上重周后贤，伉俪恩甚备”，两人非常恩爱。如果说崇祯是个守财奴，周皇后也同样一毛不拨吗？可能性很小吧！
李自成是在北京搞到不少钱，“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可这些钱全是那些贪官污吏的，和崇祯没有关系。崇祯本人也是个无产阶级了。
堂堂一个大明王朝，怎么会穷成这样？下面我们从崇祯的收入与支出这一块来分析一下，明朝的钱上哪去了。
三、从税收分析崇祯朝的财政
明朝有着缜密的税收制度和完整的财政监督制度。这些东西在崇祯的太太太太爷爷朱元璋手里就已经搞定，老朱为儿孙把什么都弄齐了，可是儿孙们还是把他的家给败光了。
明朝主要的税种是田赋，洪武初年，每年可以收取田赋予 近4000万石。自从张居正改革后，明朝实行“一条鞭法”，将各类徭役随田赋一并征收，将正税与杂税按田地和人丁均摊，由官府统一征收解运，将原来征收的实物也折算成银两征收。
这些改革使得国家税赋有所增长，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老百姓既不知道缴纳的是什么税种，又在将实物折钱中被官府盘剥，负担并没有减少。
（明朝文官集团）
明朝的耕地分为官田与民田，地主官僚阶层通过土地兼并，到明末时占有全部田地的85%。其中有大量不用缴纳税赋的，这就使贫富两极更加分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明朝也对盐、矿征收工商税。明朝的盐是官卖的，是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明代后期政治腐败，私盐泛滥，盐政弊坏，政府一年收取的盐税不足百万，根本是杯水车薪，无以为继。
明初矿税并不重，随着社会的发展，矿产的增加，矿税也一增再增。明末用宦官为矿监，收取矿税。这些太监们趁机中饱私囊，勒索百姓，政府收入没有增加多少，反而使人民怨声载道。
明朝由于重农抑商，所以关税、渔税等收入很少，无法满足财政支出。 明朝制定过严格的财政监督体制。但到了后期根本不能保证执行。
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几个懒于朝政的皇帝，财政监督不是落入阉党之手，就是无人过问。
钱
明朝重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则十分窘迫，这也导致地方政府消极征税，拖欠成风。至明亡时，有的州府居然拖欠中央财政税收达二十年之久。
这必然导致中央财政恶化，反过来“大河无水小河干”，形成恶性循环。
崇祯即位时，留给他的是一个财政烂摊子。据《大明会典》中记载，按照明朝全国的701,397,6076亩地土地计算，明朝的全国田赋的理论纳税额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崇祯的内库（皇帝的私人财产）每年不过一百万两。
就是在明代后期收入最高1602年（万历三十年），也只有区区2295.3万两。
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他需要大笔的军费，可是现有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保证军费开支。所以他只得另外再加“辽饷”，让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只能救一时，而不能长久，最终导致财政情况的崩溃。
四、明末的财政支出
崇祯上台时，明朝的屯田制已被募兵取代，而募兵的待遇是卫所兵的三四倍。募兵的军饷来源于国家财政，募兵越多，国家财政支出就越多。
军费是明朝财政支出的一项沉重负担。随着募兵制的大规模推广，到嘉靖时代，军饷从“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余万”。
明代财政收支表
万历初年，明朝军费总额则为三百万余两，万历中期则为三百八十余万两。此后军费仍不断增加，就算财政收入全部用于军费都不够。
崇祯时，仅三饷加派就达到一千二百万两。由于屯田被破坏，军饷来源渠道只能依靠国家财政，所以入不敷出。
明朝立国时，朱元璋为他的子孙们规划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只要是宗室子孙，都由国家供养。
可是朱家繁衍速度惊人，明末这一群体竟然达到了百万之巨，供养他们的费用让国家财政无以为继。
按照规定，明朝宗室的俸禄是：“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王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自后为永制。”嘉靖年间，每年朝廷财入400万石，“吏禄、军饷皆出其中”。
而这些王爷们的支出就超过850万石，结果就是“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就是全部的财政收入也无法养活这些宗室。所以很多有识之士对“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的局面大为担心，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明代藩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