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
《游褒禅山记》与《石钟山记》之比较 1摘 要：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与苏轼的《石钟山记》，作为北宋游记散文的代表，两文都是通过记游以说理的上乘之作。文章通过“同中求异”、“辨异求同”的比较研读，指出了两篇游记在实践作者的文学主张、表达方式、主旨阐发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有旨趣和特色，在古代游记散文中各树一帜。
关键词： 《游褒禅山记》 《石钟山记》 异 同 比较研读
无论是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还是在五年制高职语文教材中，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与苏轼的《石钟山记》历来是古代文言散文的必选篇目。两文的作者同为“唐宋散文家”之一，而且两文在教材中也常常被编排在同一个教学单元。作为北宋游记散文的代表，两文都是通过记游以说理的上乘之作。将这两篇“记”进行“同中求异”、“辨异求同”的比较研读，我们发现，两文在写作时代、谋篇布局、主题阐发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有旨趣和特色，在古代游记散文中各树一帜，各领。
一、写作年代大体相同，凸显了同中有异的文学主张
《游褒禅山记》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正是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志得意满，要在仕途上大展宏图之时。《石钟山记》作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及“乌台诗案”而被贬后的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由黄州赴任汝州的途中。两文写作时间虽前后相差30年，但都是写于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诗新运动，反对北宋初年浮糜文风，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已取得彻底胜利这样一个大背景。王安石和苏轼在文学创作上深受诗新运动的影响，文学创作趋于成熟。两人都批判那种“力去陈言夸末俗”和“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1］注重文章为社会现实服务和理性的说服力，可以说这两篇“记”就是他们文学主张与写作实践的体现。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联系起来，他既是一位文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家，在文学上也是个革新派。他是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反对北宋初年浮糜的文风，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2］他的诗文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他对文章实用性重视超过其艺术性。［3］《游褒禅山记》不以写景状物见长，而以立意超卓取胜，就是他文学主张的鲜明体现，也是他“思想性格的侧面写照”（《古文鉴赏辞典》）。此文写作四年之后，即嘉v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抑制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中央集权。［4］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终于发动了一场政治改良运动。可以说，他那种力排众议、锐意变法，虽屡次罢相，但每次起用后都义无反顾的精神力量，正与这篇游记中所蕴含的进取精神交相辉映。
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苏轼（公元1037―1101年）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注重文学的独创性和表现力，认为作文应“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见《答谢民师书》，下同），提倡文学创作中的独创精神。又强调“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5］他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6］作为“五记”之一的《石钟山记》（其余“四记”为《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借景说理，可读性强，正是他文学主张实践的结果。相比而言，在艺术性上，可以说《石钟山记》超过了《游褒禅山记》。文中对石钟山夜景描写生动，形象感人，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这是苏轼对古代散文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说《石钟山记》是苏轼“诸记出者”，说它写得“潇洒自得”；刘大评价此文为：“坡公第一首记文。”确实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