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个例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都有丰富的史诗和史料。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被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壮族史诗《麽经布洛陀》、赫哲族《伊玛堪史诗》、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等都已经开始逐渐被译成英语。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已经成为中国典籍英译的又一重要方面。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典籍英译由谁来做？首先是由中国译者来做还是由英语国家的译者来做。有的人认为，翻译应该由译入语国家的译者来做，举出的例子是莫言在国外得到认可就因为他的作品是外国人翻译的，另一个例子是《红楼梦》的两个译本，国外的译本明显地更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以读者接受论的标准，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英语国家的译者在行文方面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在语言的使用方面更贴近当前的读者使用习惯。不过，我认为翻译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地以国籍来判断，就文学经典的翻译而论，主要是特定译者的语言和文学修养决定了作品的翻译水平，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拥有像胡适、林语堂和钱钟书等一批中英文俱佳的大师，只有大师才能译出足以传世的翻译佳作。
当然，比较翻译作品的标准也是有不同的，以译文更贴近原文的意境来说，中国人翻译中国的典籍也许更加理想，以译本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欣赏习惯来说，英语国家的人翻译中国的典籍也许更加灵活。
与之相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典籍英译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用一个类比来说，中国的山水画跟西方的油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感受。语言艺术的作品也是如此，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跟英语是存在差异的。在中国典籍英译的时候，既要照顾中国人思维的特征、又要照顾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在中间取得平衡，用我的说法就是“传神达意”，更准确地说就是“传神地达意”。翻译一部作品跟创作一部作品是一样的，熟读写作指导手册无法使一个人成为好的作家，翻译指导手册也无法使一个人成为好的翻译家。翻译的标准是供人“意会”和“领悟”的，而不是像尺子那样准确测量的。更何况不同的读者还有他自己的审美观。
以文学本《牡丹亭》的英译为例，美国译者白之（Cyril Birch）提供了一个在西方反映不错的译本，我也提供了一个译本，他看了我的译本以后，给我写信时提到，感到我的译本不错，但是他还是更喜欢他自己的译本。我呢，还是喜欢我自己的译本，我敢说我译的那些下场诗肯定比白之靠谱，至少是“有所云”的。当然，在今后肯定会有人比我译得更好，这就是所谓的“译可译，非常译。”
中国典籍英译的兴旺靠的是有志之士的无悔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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