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是人类近代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英国著名诗人拜伦为希腊独立战争献身，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则将这场意义深远的战争中的一幕画成了名作《希俄岛大屠杀》（诗人波德莱尔称其为“向毁灭和无法治愈的苦痛致敬的可怕赞歌”），俄国诗人普希金创作出了现实主义悲剧名作《鲍里斯·戈多诺夫》（半个世纪后俄国音乐家穆索尔斯基将其谱成了同名歌剧杰作），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祭出了他的文学宣言《拉辛与莎士比亚》，德国诗人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和《北海集》相继问世……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晚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面前显得黯然失色，那就是因末乐章的合唱《欢乐颂》而举世闻名的《第九交响曲》。这部旷世杰作在1824年5月7日的首演，不仅是人类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人类艺术史乃至整个近代史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这部首次融入人声独唱与合唱形式的交响乐巅峰之作在其后的两百年间——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维也纳黄金时代的落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两德统一与柏林墙的倒塌，从“9·11恐怖袭击事件”到2023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一再地被用来纪念人类的自由受到威胁、被期盼或被颂扬的时刻，并逐渐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变为全世界共通的语言，或曰全人类的同一首歌。
首演之夜
众所周知，音乐在维也纳人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勃拉姆斯、勋伯格等一连串音乐家的名字与这座伟大的城市紧密相连。整整两百年前的1824年，就像在欧洲的许多其他城市一样，32岁的罗西尼是当时维也纳受热捧的音乐偶像，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其美妙迷人的歌剧和声乐创作的纯粹美感。尽管不如罗西尼的作品那么受欢迎，54岁的贝多芬仍是那个时代最令人尊敬的在世作曲家。相对于罗西尼音乐的光彩照人，贝多芬的音乐则是耐人寻味的，甚至有些先锋派的味道，像是一门瞄准未来的大口径火炮。尽管如此，一场贝多芬新创作的大型管弦乐作品的首演音乐会，仍是激动人心的。尤其是考虑到贝多芬已有十年未曾举办过这样的音乐会，自几个星期前消息宣布以来，当地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就一直期待着这个首演之夜。
“维也纳的最新消息是，贝多芬即将举行一场音乐会，他将在音乐会上演出他的新交响曲、新弥撒曲中的三个乐章和一首新序曲”，1824年3月31日，27岁的舒伯特曾这样写信给一位缺席的朋友。要知道，这部新交响曲比以往任何一部同类作品都要长得多，并且前所未有地包含了合唱和独唱声部，这些崭新的东西将人们的好奇心提升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度。就在舒伯特写下这封信的大约一个月前，贝多芬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巨大的作品。同年3月10日，他给位于美因茨的B.朔特音乐出版社写信，表示他要献上“一部新的大型交响曲，它的结尾是带有人声独唱与合唱的末乐章（我的带合唱的钢琴幻想曲风格，但内容丰富得多），唱词取自席勒流芳百世的诗歌《欢乐颂》”。
为举办这场史无前例的音乐会，贝多芬要求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弦乐组，同时许多单个的管乐声部都要求采用双管编制，再加上一个定音鼓手和三名打击乐手——总计将增加85-100名演奏者。要知道，康特纳托尔剧院管弦乐团虽被评价为维也纳最好的职业乐队，却只有45名演奏者，这与贝多芬这部大型交响曲的编制要求相去甚远。于是，一些维也纳顶尖的专业音乐家加入了这个乐队，城里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业余器乐演奏者也被招募进来充实队伍。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数量庞大的合唱团，它的人数大致在80-120人之间。不难想见，这部高度创新的大型交响曲所提出的许多技术难题，对于参加首演音乐会的这支半专业半业余的乐团，几乎是无法克服的。谁都不会想到，这场注定糟糕的首演将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首演音乐会还是如期举行了。虽然贝多芬邀请的奥地利皇室成员无一人到场，但剧院的其他地方却挤满了观众，其中包括许多贝多芬的贵族赞助人、数量可观的来自中产阶级的有修养的崇拜者，以及许多音乐家，这些音乐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下层阶级的成员，而且根本不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望着座无虚席的剧院，已是暮年的贝多芬的内心充满着欣慰之情（当时贝多芬的经济状况非常拮据，他希望从这场音乐会中赚取一笔不菲的收入）。更令他欣慰的是，出席首演的观众对这部新作品报以极大的热情。当《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康特纳托尔剧院的空气中，那个至今依然感动着无数爱乐者的画面随之而来：现场爆发出极为热烈的掌声，但背对着观众且已经完全失聪的贝多芬还在埋头翻阅他的手稿，并没有意识到整座剧院已陷入了沸腾（先后鼓掌多达五次，甚至惊动了警察），直到女低音歌唱家昂格尔小姐拉了拉他的袖子，让他转过身来，他才看到所有的观众都在拍手，挥舞着帽子和手帕。他感激地鞠了一躬。
笔者收藏的部分贝九首版唱片
“他肯定让那些老家伙有了摇头否定的东西”，贝多芬从前的学生、著名钢琴教育家卡尔·车尔尼向他的朋友写信评论道，他认为这部“新交响曲流露了如此新鲜、活泼而且非常年轻的精神；它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创新与美感，正如一向从这个智者的头脑中产生的一样”。不过，车尔尼具有一个天然的优势——他可以通过在键盘上弹奏总谱来熟悉和回味这部巨大的作品。至于第一批现场观众的热情，与其说是源自对这部庞大的新作品所要传达的内容的任何实质性理解，不如说是由于音乐纯粹的物理力量与对年迈作曲家的普遍敬重。和人类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作品一样，《第九交响曲》以其迅速增长的精神能量和影响力，与其创作者的生命相分离，进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旅程。
匠人与艺术家
两百年后的今天，回望《第九交响曲》首演的1824年乃至贝多芬创作这部杰作时所身处的那个时代，我们很容易辨识出其背后于19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浪漫主义运动。这一影响深远的运动源于欧洲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它将反教条的启蒙思想与对情感和本能的强调相结合。在整个音乐史上，贝多芬正是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最伟大代表。在这方面，德国作家、音乐家E.T.A.霍夫曼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他在1810年的一篇文章中将贝多芬描述为“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他的音乐“触发了担忧、敬畏、恐惧、痛苦的杠杆，唤醒了那无限的渴望，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精髓”。这一切都源自一个人对自我内在的关注和挖掘，对个体独立意识的体认与推崇，这正是浪漫主义的核心要义。
在音乐领域，贝多芬是最早拥有艺术家自觉的天才之一。从他开始，逐渐有了匠人与艺术家的分野。他几乎完美契合了今人对艺术天才公式化的想象：不幸的人生加上超卓的天赋，辅以桀骜不驯，甚至暴躁、严苛、不近人情的性格，再加上对紧箍咒般的条条框框的蔑视，以及锐意革新的创造伟力。贝多芬的这份天才，源于对自身艺术使命的体认，尤其是他在1802年写下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之后，天才的创造力源源不断地喷薄而出。在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在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四重奏等各个领域狂飙突进，不断创作出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作品。而贝多芬之前的音乐家，即使像莫扎特这样对自己音乐技巧的独创性有着清晰的认知，依然受制于专曲专用的创作模式。他们就像设计师，为具体的雇主：主教、贵族、皇帝、资产者，设计出适合他们味蕾的音乐冰淇淋。
诚然，贝多芬也创作了为数众多的定制音乐，但他开始以艺术家的高度自觉将产品与作品区分开来，前者以为维也纳会议所写的《威灵顿的胜利》《光荣时刻》为个中典型，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