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湖州谢上表》），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监狱受审。
汉书.卷八十三.第五十三.薛宣朱博传
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鸟[乌？]”，鸟去不来者数月，长老异之。）[繁体乌鸟（烏鳥）二字非常相近。]。“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目录 隐藏 1 背景 2 案件始末 2.1 起因 2.2 审判 2.2.1 御史台的审讯 2.2.2 大理寺的初判 2.2.3 御史台反对大理寺 2.2.4 审刑院支持大理寺 3 影响 4 相关下载 背景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 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案件始末乌台诗案.明.秦氏玄览中枢抄本
起因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科技史上大名鼎鼎的沈括（注）。熙宁六年（1073年）， 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上呈神宗，但是当时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
以上据南宋王铚《元佑补录》。不过此书现已散失，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条后，引录了《元佑补录》中的一段记述：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贴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 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佑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有人认为这条记录有问题，或者存疑。因为在引文之末，李焘特别说明：“此事附注，当考详，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三 熙寧八年（乙卯，1075）条中，还有记录：甲午，龙图阁待制… …上曰：…欲令沈括及孝宽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安石因言沈括壬人，不可亲近。沈括人品如何，应该是可见一斑了。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¹；察其老不生事²，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句中“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韵味。），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两句。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当时驸马都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诉当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当时皇甫僎快马如飞，但是由于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半日。故苏辙人马先到，苏轼提前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皇甫僎到达湖州后，态度十分强硬的将苏轼押解赴京。
审判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御史台在此案中负责“推勘”（或曰“根勘”），也就是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呈现为“供状”；接下来，当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的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便是“判词”。
御史台的审讯御史台于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审讯结果。即苏轼从被押至御史台的八月十八日起，直至十一月底，“诗案”都处在审讯即“根勘”阶段。审讯的结果就是“供状”，苏轼“供状”的每篇都涉及另一个人（首先是王诜，其他如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苏轼与之发生了诗文唱和或赠送的关系，这些诗文被列举出来，追问其中是否含有讥讽内容。供状分列了大约四十篇，而篇幅最大的就是跟王诜相关的第一篇。为了增强反对的力度，御史台在“供状”定稿已经提交后，还继续挖掘苏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