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一种以人物为核心的叙事文体。这本来是文学的基本规律和一般常识。但在今天却变得扑朔迷离，难以言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他在这里阐述了作家与民众的关系、文学创作要塑造人物特别是典型人物这两个重要文学理论问题，重申了意识形态对文学、对作家的基本要求，扩展和深化了这些文学理论课题的内涵与意义。
这两个文学理论问题，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在“十七年”时期，文学“新时期”，都会迎刃而解。但在今天新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环境下，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创作实践，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遇到了诸多新问题，因此格外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作家要同民众一道前行
在所有的文学理论问题中，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作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大约是最关键紧要的一个问题了。它决定着作家的题材领域、创作基调、人物形象的选择和塑造等等。
作家与民众的关系，是整个知识分子同普通民众关系中的一部分。什么是知识分子？许纪霖说：“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作家不是以科学理论、而是以文学作品面向世界的，提供的是真实鲜活的社会人生图景、以及作家独特的情感和思想，这就更需要作家同现实社会和广大民众保持一种零距离、真深入。在庞大的社会阶层中，作家只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个“板块”。作家自然可以表现文人、科学家、官员、商贾等上流阶层，他们当然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需要表现普通的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士兵、城市平民等。因为作家的职责面对的是全体民众乃至全人类，而普通民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需要作家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表现他们的奋斗和追求。而作家也需要在面向底层的写作中，展示更广阔的社会人生，揭示时代的脉动与走向，表现自己的人文情怀和艺术创造。只有走出“小我”的作家才可能成为大作家，只有走向民众的文学才有望成为大作品。作家与民众的社会分工和历史作用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不存在谁教育谁、谁“改造”谁的问题。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势、长处，也各有自己的局限、短处。他们需要相向而行，互助互励，为共同的社会愿景和人生理想而探索和努力。
19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世俗化社会的逐渐展开，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了分裂、对峙、矛盾的复杂态势。作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而微妙起来。作家昔日头上的光环消失了，广大民众也疏远了那种“启蒙”式的精英文学。而在一些作家那里，市场经济更强化了他们的功利和拜金主义；底层社会已然难以深入，真正的文学只能给小圈子里的人看。个别作家疏离底层民众，已成为当前突出的社会和文学问题。
应该说广大作家肩负社会使命、坚守人文情怀，关注底层社会、追求艺术创新，为社会和读者奉献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作家群体里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譬如有些作家随着地位的提高、财富的增加，逐渐进入中产乃至“富人”阶层，远离了底层社会和民众，只能创作一些附庸风雅、吟风弄月的作品。譬如有些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人生履历简单、生活圈子狭小，形成一种“白领”作家群落，压根儿不知道社会的广大和民众的艰难，沉浸在一种杯水风波、自说自话的创作套路中。
我们需要重建作家与民众的和谐关系。早在1981年，高晓声就感慨地说：我们“都在农民的重重包围之中”，“你要前进，只有同他们一起前进；你要同他们一起前进，你就必须了解他们，发现他们前进的因素，你才有信心。”（高晓声《创作谈》第310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他长期在农村和农民生活中，反思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身，反思了农民阶层，认为二者必须携起手来，一起前进，才有了他那些经久不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今天，作家依然需要自觉走向广大民众，与他们同舟共济，共同探索、改造社会和人生，并在创作中反映他们的生活、塑造他们的形象。
人物是小说的重心、灵魂
经典文学理论认为：小说“三要素”包括情节、人物、环境，其中人物是重心、灵魂。其他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可以直接写人物，也可以间接写人物，或者没有人物，并无刚性要求。几笔山水、一幅意境、一个传奇，均可成为传之后世的佳作。惟有小说，却必须是写人的，不管是哪一类型的人物，不管是直接出场的“他”、还是隐在幕后的“我”，都要求写得扎实、完整、鲜明，成为整个小说的有力支撑。这正是小说文体的优势乃至价值所在。但是，文学进入1990年代的多元化时期之后，小说中的人物渐渐淡化、退隐、变异，小说的构架乃至大厦出现了倾斜。这正是当下小说受到冷落的重要原因。小说的这一“病症”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而且愈演愈烈，至今没有得到遏制和改变。
中国当代文学在塑造人物上有着强劲的传统，这是对五四小说、解放区文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十七年”小说创造了多少令人难忘的形象，如朱老忠、林道静、梁生宝、李双双、“小腿疼”、“吃不饱”等等，尽管他们身上有着或者理想主义色彩或者理念化痕迹。新时期小说涌现了无数动人心魄的人物，如谢惠敏、乔光朴、李向南、李顺大、章永璘、冯幺爸等等，纵然这些人物还显得粗放僵硬了一点。但1990年代之后，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和各阶层人们命运的起伏跌宕，作家再难以熟悉和把握人物的性格精神；同时由于受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和写作方法的影响，传统的经典写法被逐渐扬弃而新的创作范式还未能建立起来。人物塑造于是成为小说创作中的脆弱“软肋”，导致了小说人物的严重衰退，作家刻画人物功力的整体弱化。现在每年出版和发表数千部长篇小说、上万篇中短篇小说，其中自然有写得不错的人物形象，但让我们击节叹赏、铭记难忘的人物特别是典型人物，又有多少呢？
小说人物的衰微并不是中国文学的独有现象，而是世界文学的普遍“风景”。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和美学思潮，如尼采的意志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等，动摇了人自身的神圣地位和理性主义，人被无情地结构，成为一种动物、生物乃至物质。人在现实中被压抑、扭曲、异化。人与世界、他人、自我的关系都是对立紊乱的。人生不过是一场荒诞剧。这种思潮改变了西方文学中的人物，也波及着中国作家的写人。正如有论者所说的：“现实主义作家说人物是人，现代主义作家说人物是人格，而后现代主义作家说人物是影子。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重点已不在其外部描写，也不在道德和心理特征的刻画，而在其社会心理甚至生理本体的不确定”。（胡全生：《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塑造》，《外国语》2000年第4期）
综观当下的小说创作，存在着重故事而轻人物、重意象人物而轻性格人物、重上层人物而轻底层人物的倾向。作家常常缠绕在曲折微妙的故事情节中难以自拔，事件淹没了人物，人物成为木偶。作家不熟悉圈子之外的人物，写人物依靠的是意念和想象，使人物凌空蹈虚，成为飘忽的影子。作家谙熟的是城市人、文化人等人物，对底层的农民、工人、小市民等渐渐疏远，小说中那些艰难奋争的普通人物日益减少。当然，也有一些功力扎实的作家，依然在精雕细刻着笔下的人物，譬如陈世旭近作《欢笑夏侯》，以现代审视意识，刻画了一个官场寄生者形象，揭示了他身上世故、愚忠、奴性等国民根性，达到了某种典型的尺度。譬如范小青的《李木的每一天》，描写了一位在喧嚣的尘世中找不到自己的存在、身份的IT白领的形象，虽然是一个意象化人物，但写得独特而深刻，同样是成功的人物形象。从这些小说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作家的不懈努力和塑造人物的希望之光。
小说人物需要多样化
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的高度，自然有多项标准。而从内容的角度看，塑造了多少种出色的人物形象，作家在写人上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个方面，暴露了当下小说人物单一、淡化、衰退的倾向。当代文学60多年，现在是写人上最薄弱的一个时期。
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到今天，人物形象的类型本应是多种多样的。小说注重人物塑造，但并不强求写成某种形态、模式、风格。作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审美追求，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来，设置出别出心裁的人物关系来。但小说作为一种源远流长而又不断生长的艺术文体，积累了一套丰富精深的创作规律和经验，需要很好地承传和创新。归纳和提炼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创作实践，评论家们把小说人物分成多种类型，至少有五六种之多。譬如意象化人物，着重表现人物的诗意形态与蕴含的抽象观念，鲁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就属于这种人物。譬如理念化人物，突出的是人物身上的某种品格和精神，可以抵达一种象征的高度，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那位硬汉渔夫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形象。譬如心理化人物，展现的是人的变幻莫测的意识和潜意识世界，王蒙《春之声》中的工程师岳之峰即是此类人物。如上三类人物，带有较多的现代色彩，更受到年轻作家的青睐。在当下的小说中，最多的是意象化人物，但写得成功的并不多；由于作家缺乏对人物的深入体验和理性把握，人物给读者的印象往往是模糊的、零碎的、飘忽的。带有抽象意味的理念化人物也有一些，而人物的思想涵盖力往往不够，难以站立起来。心理化人物近年来明显减少，那种意识流人物则几近消失了。譬如类型化人物，彰显的是人物那种阶层的、民族的、地域的独特性格和人格，并加以强化，形象虽嫌单纯，但给人的印象深刻。中国古典小说、当代五六十年代小说，这类人物甚多。譬如性格化人物，作家精心表现的是人物身上那种真实而丰富的性情、气质、禀赋以及性格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赵树理《登记》中的“小飞娥”、马烽《三年早知道》里的赵满囤、汪曾祺《受戒》中的小和尚明海等，就是出色的性格化人物。譬如典型化人物，是一种既具有个性生动性又凝聚着社会人生共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它是人物形象中的高级形态。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阿城《棋王》里的王一生、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均为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这三种人物，有着突出的现实主义特征，是最具有吸引力、震撼力的人物形象。但在当下的长、中、短篇小说中，这几种人物形象特别是那种代表艺术高度的典型人物，却少而又少了。
塑造人物需要走出套路，写出人物的新变新质；也需要回归经典，在继承中拓展。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作家的人物观念和写法，依然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他们对人性、生命、存在的深入勘探，有助于我们写出现代社会人的深层本质来，有助于我们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