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
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公元前３５０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可是太子是国君的接班人，是不能施刑的，结果便拿定对太子太傅公子虔和太子少师公孙贾当替罪羊，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当时商鞅深得秦孝公的宠信，权势极盛，太子拿他也无可奈何。
满朝大臣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觉得以太子的身份都受到如此的惩罚，便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生事端。商鞅处治太子的师傅，虽然打击了保守派的气焰，但保守派的实力仍然存在，没有被连根拔起。这次事件也让保守派和商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子受到这样的处罚，也是心中有气。这消息传遍了全国之后，国人竞相遵守商鞅的新法，令行禁止。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大大增强了，经过几次战争，占领了邻国魏国的大片土地，并将首都从栎阳迁到了咸阳，势力已经指向中原，时时都有向东进兵、进攻六国的可能。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的宰相，宗亲皇室贵族们对他多有怨恨，因为他制定的新等级制度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劝告他，希望他为自己寻找退路。这时，有个叫赵良的名士见到商鞅，作了长篇的劝说，希望他不要贪污慕名，应急流勇退，方可稍得安全，赵良还特别指出商鞅所面临的危急局面，不仅来自皇亲国戚们的怨恨，而且也来自己功高震主所造成的臣君难容的危难性。但商鞅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觉得自己制定的法令严明如山，谅那些贵族也做不了什么。可是他就是因为这种致命的自负，继续对贵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压政策，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等待时机报复商鞅。
终于，在秦孝公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保守派和大贵族们趁机以谋反的罪名状告商鞅。商鞅无路可逃，最终被擒，身受车裂之刑，他的家人也被杀掉。他死之后，因为他的法令确实对秦国的强盛有巨大的用处，所以，得以保留下来，被历代秦国帝王所沿用。秦孝公一死，商鞅便丧失军政权力，束手待擒的事实也明白告诉人们，孝公对其后事是作了精心安排与准备的。从孝公生前行为来看，一方面表现了对商鞅变法与执政的支持，表现了对商鞅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又始终把商鞅摆在变法与执法的第一线，使其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地位，变法中守旧势力的仇恨与敌意都集中到商鞅一人身上，特别是商鞅为变法而同太子一派结下的仇怨，成为商鞅未来的致命威胁。
然而我们却看不到孝公为缓和商鞅与太子之间矛盾而做过什么努力，也看不到他为保障商鞅未来安全而采取过什么措施。当然，为自己继承人的前途考虑，由继承者除去商鞅却是有益无害的事，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在变法中受打击的贵族出一口气，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提高惠文王的声望。另一方面，变法的完成已使商鞅失去了原来的价值，且德高望重的老臣是年少的秦惠王难以驾驭的，这是孝公不会看不到的。因此，商鞅悲剧的发生就成了在所难免的事情了。不过也有另外的说法，有说孝公在死前曾给予商君一万精锐铁骑，而是商鞅自己为了秦国的安危主动交出了部队，在推荐了司马错和樗里疾（后来屡建奇功）两位大才后慷慨赴死，使秦国稳定。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