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察》杂志

二、弘扬少数人文化，抵御大众文明

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等人以来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强调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对立。利维斯登上学术舞台的20世纪三十年代，距离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约六十年，英国社会发生很大变化，英国工业文明的技术化、商品化程度比阿诺德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现代化由盛而衰，机器文明造成英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全面解体，报刊、广告、流行小说、电影、广播等现代媒介文化更为兴盛。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1930）一书中，利维斯强调了大众文明（大众文化）与少数人文化（精英文化）的对立。该书开篇即引述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也正是阿著的开篇：

输

“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世界，这种职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4]

利维斯敏锐地意识到，机器正在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改变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技术功利主义造成人的智性、精神及文化生活的缺失，导致英国社会的解体和英国传统文化的解体。由英国工业革命前的那种有机的共同文化一分为二：一种是少数人掌握的精英文化；另一种是与之对立的大众文明。利维斯认为，少数人的文化体现为“思想和谈吐的精华”(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凝聚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中。与之相对的是多数受教育层次较低的社会大众所消费的通俗文化，如报刊、广告、流行小说、广播、电影等。利维斯将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转换为“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尽管利维斯在本书中使用的“大众”一词比柯勒律治的“暴民”与阿诺德的“群氓”要更为客观、温和，但其思维方式仍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利维斯试图以文学经典拯救大众文明。

在利维斯看来，“文明”与“文化”日渐成为意义相反的词。机械文明主导下的大众文化体现的是技术功利主义价值，与传统文化相脱离、相抵悟。文化是精微的，幸存的“少数人文化”是对“大众文明”的疗救。利维斯在该书中对少数人“文化”做了如下界定和表述：

输

“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和文学欣赏都依赖于极少数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不经提示地作出第一手判断（作品通俗易懂的情况除外）。能够带着真正的切身体会认同这第一手判断的人数量较之前者要多一点，但是仍为少数。普遍公认的价值判断是某种纸币，其基础是比例很小的黄金。在任何时候，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都与这种货币的状态密切相关。……少数人不仅有能力欣赏但丁、莎士比亚、多恩、波德莱尔和哈代（这里只列举几位大人物），而且有能力认出他们最近的继承人，这些人在特定的时代建立起了民族意识。因为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领域：而且也包含了对理论、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敏感度,而这些可能影响对人类境遇和生命天性的感觉。少数人保存了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的部分,正是仰赖他们,我们才有能力从对过去的最美好的人类经验中获益, 安排一个时代的美好生活的固定标准才得以确立,才有了这个比那个更有价值,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更为可行,中心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的感觉。使用一个引人深思的隐喻（同时也是转喻）：他们保存了美的生活赖以存在的语言、变化的习语,没有这些,精神就会失去特性、支离破碎。我用“文化”来表示这种语言的使用。……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5]

显然，在利维斯看来，文化的精华保存在少数人创造的优秀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之中。这些少数人的艺术创造不仅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领域，而且包含了各门人文学科的人文思想，保存了各个特定时代的人们生活经验和语言的精华。正是这些少数文学精英的创作建立起了特定时代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标准。然而，民族文化传统中这些最精微也最易消亡的部分正在遭受大众文明的挤压而陷入支离破碎，精神文化因而陷入危机之中。利维斯认为，优秀文化传统历来由少数精英人物加以保存和传播，使得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生活保持人类生命天性并具有价值标准。反之，机械文明带来大众文化生产的批量化、标准化和平庸化，带来了技术功利主义思潮与大众文化的盛行，造成对阅读和写作的威胁以及大众读物的泛滥，导致传统价值标准被颠覆及文化标准之下降，进而导致当代文化的堕落和衰微。大众文明是一种机械文明、技术文化和现代媒介文化。相对于强大的大众文化，少数精英文学反而成了弱势文化。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其实就是现代大众媒介文化与传统语言文化的对立。利维斯尖锐地指出，英国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标准化的文明正迅速包围整个世界，文化的前景极其暗淡。[6]利维斯对电影的批评尤为苛刻，批评“它们在当今文明化的世界中成为向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提供娱乐的主要形式；并且在感受力处于催眠状态时,由于同栩栩如生的实际生活的幻象联系在一起,它们迎合了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投合了较为阴暗的部分。……如此刻意地发掘低级反应成为我们文明的特征,想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对应用心理学的史无前例的运用已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要素”[7]。

利维斯认为，大众文化中语言的滥用与堕落是文化衰退的重要征兆。大众文明时代广告对语言的滥用成为一时风尚，给传统语言和文化造成极大伤害，导致了语言的标准化，造成符号的膨胀与有价值信息的减少。大众媒介文化的泛滥消解和中断了传统文化所珍视的感觉方式、思想方式与表达方式。利维斯尖锐地指出：现代人比华兹华斯生活时代的文化环境更加糟糕,因为现代社会的符号泛滥淹没了优秀文学文本，使得读者难以分辨和思考。在华兹华斯生活的年代,“一位读着华兹华斯长大的读者游走于一套有限的所谓符号之间：变体并非铺天盖地。因此当他一路读下来就能够获得辨别力。但是现代人遭遇了一大堆的符号,变体之多、数量之巨,令人困惑,除非极具才华和天赋,否则几乎无法着手甄别的工作。此时,我们已在经历总体性的文化困境。界标在不断变动、不断增进、彼此挤压，差别和分别已然模糊，……人们要确定他是否了解自己正在谈论的东西正变得越来越困难。”[8]因此，为了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学鉴别力，使之能够在各种读物泛滥的作品海洋中分辨良莠，利维斯开始了其文学批评和文教育的学术工作，努力实现其以传统精英文化教化民众、抵御大众文明或大众媒介文化的文化使命。

“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等人以来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强调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对立。”

利维斯认为，传统文化式微与大众文明泛滥的根源在于现代工业时代对技术的崇拜与对功利的追求，因而他激烈地抨击了以边沁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功利主义。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一书中，利维斯对批量生产并大量进入英国的美国文化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是技术功利主义社会的典型例子，美国文化是技术文化的化身。利维斯指出：“如今，当我们考虑出版形式中大众产品的标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存在灾难的后果，即伴随而来的是低水平同化（levelling down）的过程”[9]。电影、广告、报刊、流行小说、广播等大众文化泛滥，挤压了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平庸化、水准下降与文化权威的消失，割断了当代与传统的联系，导致传统文化的消解。在利维斯看来，“这显然带有凶险的意义”。大众文化的泛滥会使精神领域也受制于“格雷欣法则”，造成高雅文化不断被劣质文化所驱逐。”[10] 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利维斯对诗的感官细节的关注，除了其他原因，也反映了他对工业秩序的敌视，因为他感到，这是被抽象和实用所主宰的秩序”[11]。

面对大众文明的泛滥与传统文化的解体,利维斯一方面尖锐指出大众文明的严重危害，一方面将文化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对立的“少数人文化”身上，因为少数人作为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他们传承和保存了最优秀的文化——最精微的经验、思想和语言——它们构成伟大的文学经典和文学传统。利维斯高度重视和强调了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地试图以此拯救大众文明。在利维斯看来，传统价值的连续性有赖于少数人文化加以维系，少数人文化是对大众文明的疗救。传统文化的精华、先辈们的精微的生活经验、精微语言及价值标准，最鲜活地保存在历代优秀语言艺术即文学作品之中。文学既能够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经验相联系而使语言保持活力，又能够延续传统文化精华而恢复人们对过往经验的再体验。反之，粗俗泛滥的大众文化则误用语言、滥用语言。利维斯对当时英国的大众媒体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BBC电台第三套节目、星期日报等表示极大的轻蔑。利维斯主张，尤其要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文学教育，培养、端正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标准和审美趣味。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利维斯非常公开地支持文化标志，将文化视为生活的艺术或生存的艺术，视为谴责技术化边沁主义文明的武器。在利维斯看来，“文化曾属于道德范畴，在面对堕落的文明时，唯一的拯救方法与确认依据可以从那些有某种非凡创造精神的人里找到，那些人大部分都是作家，如莎士比亚、布莱克、狄更斯、劳伦斯等，他们作品中散发出的活力和洞察力能够浇灌已被实利主义烤干的灵魂，并能在黑暗时代促成这些灵魂的复苏。”[12]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以高雅文学对抗大众文化，开大众文化批评之先声，与法兰克福学派异曲同工，甚或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当然，利维斯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媒介文化文本的批评也从反面引发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兴起。

三、培养文学阅读和认知，拯救传统有机社会的解体

三年后，利维斯在与学生邓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亦为《细察》编辑部重要成员之一）合著《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 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 f Critical Awareness，1933) 1933)一书。该书进一步将“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转换为城市文明环境与乡村社区文化生活的对立、工业机器文明与农业有机传统的对立，深拓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有机社会”的对比研究。利维斯悲叹工业文明的进步，怀念前工业时代的有机社会。利维斯以“有机社会”(the organic community，或译为“有机社区”、“有机共同体”)这一术语来指称十七世纪的英国乡村社会，并以此反衬20世纪英国机械文明和工业社会之弊。《文化与环境》开篇就是这样一种眷恋与无奈的文字：“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替代物，我们失去的是有机社会及其代表的生活文化。民歌、民间舞蹈、科茨沃尔德的村舍以及手工艺品是代表更深层东西的符号：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有序有范的生活方式，它涉及社会艺术、交谈的密码，它源自远古的经验，是对自然环境和岁月节奏的因应调整。”[13]利维斯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乡村英国是一个体现了鲜活文化的有机共同体社会，文化即是这种乡村有机社会的生活艺术、生存艺术或生命的艺术。有机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共同体文化，工业革命则使之解体。利维斯和汤普森依据英国作家斯图尔特《乡村变迁》的研究，以满怀忧愁的笔触写道：“旧英国是有机的共同体的英国。……那个有机的共同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要让人们（不管其受教育的程度有多高）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事物，是一件普遍公认的难事。它（在西方）的毁灭是近代历史最重大的事实——确实是非常近的历史。这个重要的改变——这个巨大而惊人的解体——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发生的？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通常地被作为进步被描述。”[14]利维斯等人认为，传统有机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际之间和谐相处的整体性社会，人们的语言鲜活、生动而充满活力、人们对感受力敏锐且心智健全，文学艺术雅俗共赏，真正体现了文化的自然生长，体现了人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利维斯这样描绘那个有机社会：“斯图尔特笔下的村民依据自然环境来表达他们的人性，满足他们的人性要求；他们制作的东西——小屋、谷仓、麦堆和马车——连同他们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个与自然环境同样适当而且是势所必然的人类环境，以及调整和适应上的一种微妙。”[15]它们构成乡村社会的生存艺术即传统文化。在这里，民间歌舞、小木屋甚至手工艺品都是文化的述说，成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交流的标志，成为利维斯心目中的文化理想和文化标准。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都市文明和机械文明则日益消解这个传统的有机社会，造成人性和情感的破碎，造成精神文化传统的解体。利维斯以17世纪的有机和谐的英国乡村社会反衬现代解体的英国工业社会，这体现了利维斯的文化衰退论的文化史观念，与艾略特和斯宾格勒的文化衰退论同调。

“17世纪有机社会成为利维斯眼中英国史上最具活力的文化年代，认为正是那个时代的有机生活环境和鲜活语言环境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班扬这样的作家，作家与那个时代的有机社会生活和语言有着血肉联系。”

传统有机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语言的鲜活、丰富与创造性使用。利维斯表达了对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传统有机社会的由衷赞美，强调了这个时期英国民族语言和共同文化的有机构成。17世纪有机社会成为利维斯眼中英国史上最具活力的文化年代，认为正是那个时代的有机生活环境和鲜活语言环境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班扬这样的作家，作家与那个时代的有机社会生活和语言有着血肉联系。利维斯认为，莎士比亚基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经验和生活习语而创作，并通过创造性表达转而丰富了社会的语言与经验，因而其作品有着巨大生活价值和艺术价值。利维斯主张维护英语的古老传统，反对报纸、广播的通俗笔调和现代城市流行的俗语俚词。他曾对英语作过这样的评论：“英国的力量正在这语言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在构筑英语的英国人民具有高度道德感的时期形成的。……在那古老的、主要是农业的社会制度下，生活要比现代城市郊区的世界丰富得多。……当我们再想到，在那旧制度之下说话是一种在群众中培养的艺术，当时人们喜欢讲话（因而才能产生莎士比亚）而不是读书或听广播，事情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即想靠美国俚语和流行的城市说法或靠一些过渡人物、世界主义者的创造之类来复兴英语，是如何站不住脚”。 [16] 在此，利维斯不仅阐发了文化与少数精英、与人类最美好的思想和谈吐、与文学经典的内在联系，还进一步强调了文化与人的自然生命、生活和生存环境的有机联系，赞赏那些生活在农业时代或田园乡村的作家如莎士比亚、班扬、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德·赫·劳伦斯等人。利维斯以昔日的美好与糟糕的现在进行对比。利维斯以他所怀念的“有机共同体”来反衬现代英国社会问题之严重，表达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满。期望以“有机共同体”对抗当下文明，挽救文化危机。利维斯希冀以文学经典来保护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因为人们在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时，能够重新体验和恢复与有机生活和生命存在的血肉联系。利维斯追念前工业时代生机勃勃的有机社会和传统文化，赞美未被资本主义破坏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的生活体验，这也是自浪漫主义作家以来的文化主题。而且，在对过往的农业有机社会传统的缅怀、对语言之于人类生活的独特价值的重视、对文学之于人的生活独特价值的重视等方面，利维斯与海德格尔有相近的精神旨趣。这种文化取向体现了一种怀旧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利维斯和D.汤普森把传统有机社会解体的原因直接归于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机器文明和大众媒介文化，认为大众媒介文有着机械性和牟利性的弊端。正是它摧毁了英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生活方式，推销一种低层次的满足，误导大众的精神需求。利维斯尖锐批评机器文明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负面影响，严肃地思考机械生产时代的生活品质、文化生产和传统教育等问题，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沦丧的时代，“解体”已成为时代特征。利维斯和汤普森指出：“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然而，少数人如今却意识到自己正陷于一个新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不但令人厌恶，更充满敌意……文明与文化正在成为对立之物。”[17]利维斯认为，那个曾孕育莎士比亚和班扬等作家的时代，那个十七世纪英国的有机社会已成明日黄花，它们已遭受工业革命的破坏而逝去，造成人类的自然人性的失落。机械技术给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大众生产固然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也毁坏了古老的生活方式，导致大众媒介文化泛滥和文化生产的标准降低。利维斯指出：“大工业生产中它带给我们的便利已经导致纯物质产品领域以外的标准化和低水平同化。那些在学校里被灌输（或许如此）了有关品味的最初教育的人们，出了学校即受到最廉价的情绪反应式的竞争宣称的影响；电影，报纸，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迎合商业需要的小说——都提供了最低水平的满足，而且谆谆教导要以最少的精力去选择最直接的快感。”[18]少数人文化遭受挤压，人性和人格的完整性日益破碎，智性和感情日益疏离，传统社会道德和生活艺术遭受破坏。一言以蔽之，有机社会陷于分离和解体，传统文化陷入衰退之中。利维斯尤其抨击了大众媒介文化对语言的滥用及其对传统语言的消解。认为今天的语言已经堕落，沦为“粗俗情感虚假”的广告、新闻以及宣传。《文化与环境》一书用很多篇幅分析广告文明和广告词。利维斯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入手，剖析了当时大众媒介社会的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语言是如何以夸张、变态、煽情的语言煽动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欲望的，导致语言的误用和传统文化的消解。利维斯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创造一开始就依靠语言，语言质量关乎人类生活的品质。广告对语言的滥用却降低了生活的品质，导致文化的异化。因此，必须提高大众的媒介认知意识和批判意识，保护英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利维斯的古今对比不乏夸张的修辞，他对有机共同体的缅怀是以对过去的理想化构想为基础的，因为这个有机社会来自于书本世界。利维斯意识到，有机社会理想或17世纪英格兰的诗意乡村其实是一种文化想象。利维斯意识到：人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传统的乡村式有机社会不可再来，最佳的途径是通过文学复兴来建构一种新的民族共同文化理想，亦即用英语教育或英国文学教育来重建英国民族的文化秩序、社会价值与道德规范。利维斯指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保持延续性的必须依赖文学传统”[19]传统的有机社区解体了，所幸在莎士比亚等人的笔下得到记载和保存。因此，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对于传承和重建有机社会的文化传统尤其重要。他反复强调：“我们最珍视的东西与族群紧密相关,最终无法舍弃,机器仍将被用作一种工具。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应该‘随时保持与未来的交流’。”[20]利维斯认识到:“我们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必须十分谨慎……只靠复旧并不可行……对旧秩序的缅怀必须主要是促进走向一个新秩序。”[21]利维斯对文化前景的展望是：我们必须在对古老秩序的追忆中建立一个新秩序。尽管有机社会不复存在，但人们仍可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来体味其标准与价值。[22]对传统的缅怀是为了激励我们通往理想的新秩序。利维斯的应对策略是借古鉴今，因为“对就秩序的回忆必然是促成新秩序的重要因素。”[23]虽然有机的自然乡村社会失落了，但有机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复活。由于英国文学经典中保存了过往时代的生活经验的精微语言，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语言精华及其价值标准得以传承，因而利维斯寄希望于优秀的文学传统，主张展开文学经典教育，以培养一个受教育、有教养、心智成熟的群体，抵御大众文化影响的扩张，从而维护整个文化传统，重建新的文化秩序。

利维斯指出：不能任由大众受“乱七八糟的新书”的熏化，而必须以传统英国文学经典来占领大众的阅读，以此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未来。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利维斯指出，“那些在学校（也许）受到得体的启蒙教育的人们，一旦离开校门，便被暴露在对最廉价的情感反应的竞相利用之中：电影、报纸，各种形式的宣传，迎合商业需要的小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其最低水平上提供满足，反复灌输选择以最少的努力最快速度地获得快感的方法……我们不能，正如我们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中一样，听人民众受他的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要挽救任何注入惬意生活之有益观念之类的东西，他必须学会辨别和坚持。”[24] 利维斯认为：“假如语言趋向于退化……而不是凭借当代的使用使其充满活力，那么，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文学——语言最精微、最美妙的使用在文学——来保持与我们的精神传统（our Spiritual tradition）的联系。”（转引自张瑞卿《利维斯文化诗学研究》，第109页）Q.D.利维斯也指出，文化上的堕落需要靠一批有责任感的文学精英的努力来阻止：“必须认识到，所能做的一切是必须由武装起来的、自觉的少数派采取抵抗的形式”。[25]为此，利维斯提出了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的具体救赎方案。《文化与环境》一书的副标题即是“批判意识的培养”, 该书即是针对英语及历史教师而出版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