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从文明高度阐述了“统一性”之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以及在各民族共同创造悠久中国历史和灿烂中华文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和不断完善的政治思想，由此主导各民族参与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历史上的显著特征。16世纪末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间的满族，经过吸纳和整合女真、汉、蒙古等民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资源，入主中原，最终于18世纪中叶统一全国。质言之，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反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继承“大一统”思想
满洲的先世被明人概称为女真，是东北渔猎民族，在与周边汉、蒙古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政治和文化上积极吸纳各民族先进要素，逐渐发展壮大，进而创设制度、创制文字，由雄踞一隅的地方政权发展成为大一统王朝，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元明鼎革后，明朝逐渐强化了对东北地区的治理，具体通过设置卫所来管理各部女真，任命部族头人为卫所官员，负责“抚绥属部”和“以时朝贡”。通过这一管理体制，明朝从军事、政治、经济层面将女真纳入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与中原王朝地缘更近、往来密切的建州女真逐渐强盛。
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中，根据其与周边民族多年交往的经验，结合女真部族的固有传统，创立了集军事、行政管理和生产等职能于一体的八旗制度。其后，在皇太极时期，随着对辽东汉人和周边蒙古部族的兼并，陆续编设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分别隶属于原八色旗下，最终每色旗下含满洲、蒙古、汉军各一旗。八旗的形成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末清初各民族在东北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包含多民族成分的八旗制度成为清朝的基本军政制度，为清朝的肇造和多民族统一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历史贡献。
此外，努尔哈赤仿照蒙古文创制满文，也是我国古代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显著例证。努尔哈赤在崛起过程中，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满文，其后经皇太极时期“加圈点”改进，作为“国语”行用至清末，成为治国理政特别是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重要文字工具，至今遗留大量有关清代治理边疆的满文档案。
明清之际，中原和边疆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都出现了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使国家统一不但成为政治的需要，而且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建立割据一隅的政权后，女真在与明朝、蒙古的军事互动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逐渐西进。皇太极君臣一度将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所献之“传国玉玺”作为继承大元、接续汉唐之“大一统”的政治证据。
总之，繁衍生息于东北的女真部族，通过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各民族的长时段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一个超越狭隘族群的政治体——地方政权，在继承游牧和农耕文化互鉴传统的历史前提下，秉持“大一统”理念，于明末走出白山黑水，谋求统一全国。
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清朝入主中原成为全国性政权后渐次将边疆各民族纳入多民族王朝的过程，集中反映了上述论断，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张力。
清朝入关后，顺康雍乾诸帝扬弃地继承了“大一统”思想，并超越了“华夷之辨”，进一步将不同地域和部族的势力统合一处。在清朝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因其本身起于边陲，因此对边疆族群十分关注。而统一边疆的过程，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言是单纯依靠军事征服。自秦汉以来在中原和边疆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基础，在统一进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康熙朝前期，蒙古卫拉特部与喀尔喀部之间发生内讧，喀尔喀蒙古的贵族在商议是否投附清朝时，基于清朝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最后决定“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在统一新疆的过程中，大小和卓先降后叛，戕害各族民众，以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库车伯克鄂对、乌什伯克霍集斯等为代表的广大维吾尔贵族秉持大义，顺应时势，协同清军共同攻灭大小和卓。广大维吾尔贵族和民众对清朝统一事业的积极参与和襄赞，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新疆的映照。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清朝统一新疆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必然，并非西方帝国式的“征服”。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清朝治理新疆的实践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凝聚历程和统一国家形成的“内生动力”。如调遣锡伯、索伦、蒙古等族群西迁“万里戍边”；迁移塔里木盆地维吾尔族、中原各族民众在北疆开展各种形式的屯垦；因地制宜地在清朝职官框架内融入不同民族的传统制度，形成有效的治理体系，从而延续了中华文明在地域和时间上的“统一性”。
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国家统一
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推向了一个高峰，但因统治者“持盈保泰”的保守治国理念，以及异于历代的世界大势——西方殖民势力蜂拥而来，从而严重威胁了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但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面对晚清由海陆双向而来的边疆危机，各族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时致力于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从东海之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甲午将士，到西陲雪山抵御浩罕入侵的新疆驻防满蒙八旗官兵以及布鲁特、塔吉克、维吾尔等各族人民，无不秉持“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精神，捍卫国家统一。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民族危机中的体现，诠释了其“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的内涵。
清朝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必然，具体过程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内向性和凝聚力，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清朝奠定了我国的疆域和版图基础，延续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弥合了历史上形成的游牧和农耕二元隔阂，加强了对边疆的治理，为近代整合边疆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