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时代的呼应：梭罗与苇岸
1845年，梭罗开始在瓦尔登湖畔搭建木屋，7月4日，正式开始入住该木屋，并在同年创作《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在自耕自食、极尽简单的生活中，梭罗沉思于澄净的瓦尔登湖畔，他用很少的时间来种植、果腹、打发自己的生存需要，却用大量的时间散步、观察、思考。1846年，梭罗潜心投入创作《瓦尔登湖》的过程。他“拒绝走一切人们习惯的道路”，成为大自然的信徒，在康科德的山川、湖泊、田野中苦心孤诣地观察着属于自然秩序的一切，并在观察中放任自己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追求一种过高尚生活的艺术”，最终形成了这部回荡数个世纪的自然写作 “圣经”。
1984年，苇岸到北京昌平职业教育学院任教，1986年12月，经海子推荐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从此成为梭罗的信徒。由于“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苇岸为梭罗的到来与相遇感到激动——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①
转而，苇岸放弃诗歌创作的初衷，投入散文写作的实践中。同时，他也像梭罗一样践行简单朴素的生活，在旅行与观察中忠实地记录昌平还未完全消失的农村、田野、大地与动植物。从理念、信仰到实践的统一，也让苇岸在昌平与北小营村的田野、乡径中创作出《大地上的事情》《太阳升起以后》等中国式自然文学的精品。
梭罗与苇岸，他们所处的背景的共同性在于，随着工业发展与现代社会职业化的分工，人性变化与自然环境深陷双重危机。一方面，人的精神不断被工业产品、消费社会所制造的欲望瓜分占据，在复杂与琐碎中迷失自我；另一方面，工业活动与人类行为对自然的恣意妄为，使得自然景观不断被改造、破坏，环境的生机逐渐丧失、自然的多样性不断被打破。中国现代以来经历了经济、环境的剧变与发展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活动高速发展，曾经发生于美国，给梭罗带来不适的环境变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同样给苇岸带来了警觉。而个性上的淡泊名利、对于个体生命完整的高需求、对精神生活的探索本能，又使得二者跨越地域与时间的分隔，从对大自然的信仰中获得共同的力量。
从梭罗到苇岸，自然文学在外在环境的剧变与内在个性的恒守中诞生、延续、传播，但在梭罗与苇岸的写作与实践中，除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作者对自然的个人反应以及立足于这两者之上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哲学、美学思想这三点共同之外，自然文学的发展在当下还存在着诸多未明确或曰含混的地方。
二、概念辨析：关于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及其在国内的传播轨迹
在国内，“自然写作”“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保文学”“绿色文学”等概念基本是被混用的，偶有区别也只限于个别研究者，这些概念因写作对象同样指向自然，并且，均强调生态批判、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在引入国内之时并未形成统一共识，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或命名标准。譬如，在国内对“自然文学”和“自然写作”作最先译介、传播、倡导的是程虹。她在其博士论文《自然与心灵的交融——论美国自然文学的源起、发展与现状》一文中写道：“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美国自然文学(American Nature writing)。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风景。”②“自然文学主要特征有三：一、土地伦理( Land ethic)的形成。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呼唤人们关爱土地并从荒野中寻求精神价值。二、强调位置感( Sense of place)。……三、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③ 在这里，程虹指出了自然文学流派在美国兴起的背景，以及自然文学所秉持的关爱土地、荒野精神等思想内核。并且值得格外注意的是，自然文学在文体上主要是指非小说的散文体。而后，译介、倡导生态文学的研究者王诺在其研究专著《欧美生态文学》（此为国内第一部生态文学研究专著）④ 中则有意区分了“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之间的差异，他强调 “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⑤ 的生态思维及价值标准。王诺对“生态文学”的界定和研究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因“生态文学”所包含的文体形式和写作边界远远大于仅包括“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的“自然文学”概念（或曰“自然写作”），因而获得了广泛使用。
实际上，从溯源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学术专著与自然生态方面的批评中同样有着“自然取向的文学”（nature-oriented litera?鄄ture）、 “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自然文学”（nature literature）、“生态文学”（ecological literature）、“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等不同的批评话语。但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从发端上来说依然有着较大的差异，自然文学在美国的发生是伴随着美国国家形成及新大陆的精神探索而出现的，而生态文学则是20世纪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衍生物。根据程虹的梳理，自然文学的概念最先出现于弗朗西斯·H·哈尔斯于1902年的评论文章《自然文学作家的崛起》（The Rise of Nature Writers）中，但自然文学的创作实践早已有之。而美国自然文学的思想资源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维吉尔的《牧歌》，但根本上还是因为美国这片土地本身所产生的召唤。17世纪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威廉·布雷福德的《朴利茅斯开发史》以散文纪实的方式介绍了这片新大陆。18世纪、19世纪，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爱默生的《论自然》、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以及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诗歌从思想资源和文学创作方面为自然文学作了充足准备。而20世纪，因为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等自然文学作家出现，自然写作呈现出更广阔的姿态。而真正以“自然文学”或“自然写作”命名并展开的文学研究或批评活动则是出现在19世纪、20世纪。这也就是说，自然文学的萌芽发展是随着第一代美国人探索新大陆就已经开始，而对自然文学、自然写作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到19世纪、20世纪才开始。以美国学者莱昂于 1989 年发表的《自然书写的分类》（A Taxonomy of Nature Writing）为例，在文中，他认为， “从根本上说，自然文学（literature of nature）包括三个主要方面：自然历史信息、个人对自然的反应以及对自然的哲学理解。”同时，他把自然书写分成五类：第一类，野外指南或专业论文，如罗杰·特瑞·彼得森的《西部鸟类野外指南》（Roger Tory Peterson，A Field Guide to Western Birds，1961）。第二类，自然历史散文，如蕾切尔·卡森的《我们周围的海洋》（Rachel Carson，The SeaAround Us，1950）。第三类，游记，如安妮·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Annie Dillard，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4）。第四类，作者亲身经历自然的散文，如梭罗的《瓦尔登湖》（Henry David Thoreau，Walden，1854）。第五类，人在自然中的作用，如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伟大的生命之链》（Joseph Wood Krutch，The Great Chain of Life，1956）。”⑥在他的这种分类中，即主要指向自然历史及亲身经历的非虚构性散文，诗歌、小说等体裁的文学创作并不在列，程虹的“自然写作”或曰“自然文学”在引入国内研究界时与莱昂对自然文学的理解相同。
而生态文学则比自然文学、自然写作出现更晚。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提出“文学生态学”这一概念。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则于1978年首次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他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⑦。瑞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作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生态批评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的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说，王诺的生态文学概念与此接近。
简单地概括，自然文学从17世纪约翰·史密斯的《普利茅斯开发史》出现，到18世纪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写作，再到爱默生的《论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又到20世纪80年代的自然文学潮流，在这之中经历了一个从创作到理论自觉、文学潮流形成的渐变式成熟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从自发式的创作和对新大陆的实用指导到哲学思考、文学精神指引，再到土地伦理形成、意识自觉的递升式过程。而生态文学的出现最重要的刺激则来自二战以后，工业文明导致环境变化、现代技术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它的出现是现实生态问题的直接反应，但从文学渊源上而言，也有着自然文学与自然写作的影响和作用。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被视为生态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也是代表性作品。其后， W·S·默温的作品《林雨之中》《旅程》等对生态诗歌从不同个人视角进行了关注、思考与感悟。总之，自然文学的创作行为远早于生态文学，但自然文学流派的兴起与生态文学潮流呈现出同步特征。其次，也因背景的差异，自然文学写作的哲思性、心灵图谱与历史图谱、地理图谱有机结合的特征同生态文学创作中较强的现实干预性、生态批评问题性有着较明显的差异。
虽然自然文学或自然写作在国内并未形成潮流，但脱离最初译介获得传播、接受后，在作家的创作中，自然文学的写作实践与生态文学创作交叉融合，化而为一了。整体而言，生态文学在国内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未成体系的初步萌芽阶段。在国内，先于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研究与理念盛行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系列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著作的翻译引进。譬如芭芭拉·沃德、雷内·杜博斯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这些著作对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落地有着奠基性作用，对日后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热潮的形成发出了召唤。伴随这些译介著作的进入，一部分敏感的作家与研究者开始接受这种文学创作新理念，再加之感受到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生态文学最先出现了一批反映生态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诸如沙青展示北京水危机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揭示森林被大肆砍伐的《伐木者，醒来!》等都是这一时段的代表性作品。同时期，还有作家乔迈的《中国:水危机》、麦天枢的《挽汾河》（《山西文学》1989 年第 1 期）《问苍茫大地》（《中国作家》1988 年第 5 期）等。此一时期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不明确，往往停留在呐喊、呼吁、批判的层面，也即王蒙所说的“环保工作者的同盟军”⑧ 角色，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有意识的自然文学散文作家——苇岸的出现，他也从1988年起投入开放性散文的写作，思考“大地上的事情”。第二，持续发展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态文学相较80年代后期创作渐入自觉。1991年成立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1992年环境文学刊物《绿叶》创刊，成为专门发表生态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除了诸如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等报告文学作品承续80年代后期的吁求、警示外，还有一大批作家转入生态创作行列，诸如张炜、韩少功、周晓枫以及前面提到的苇岸等等，这些作家将生态意识从报告文学领域引入散文、小说等领域，他们的创作开始真正思考自然人类共同生命体，在文学的脉搏中注入敬畏自然的思想。在这期间，苇岸自80年代末的散文创作实践结集为《大地上的事情》《太阳升起以后》两本小册子，他的散文集以朴素而真诚的文字记录了他纯粹、深邃以及融入自然的生命体验。而此时期，张炜的《九月寓言》等小说选择“融入野地”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哲思。在迟子建《亲亲土豆》、石舒清的《除草的女人》等小说中也流露出非自主的对土地、自然的敬畏与亲近。而到了新世纪，在生态文学研究及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形成了一个井喷热潮期，伴随生态理论的建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