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统治者认识到彻底消除北方的威胁已经是不太可能的，只好改变战术，调整策略，由征服开始转变为防御，重点关注了边防修筑，用来守卫国家统治，因此在与蒙古残部有交接的边境都采取了一系列的守备政策，修葺了边墙，设立城镇，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九边”，而榆林城即为当时的九边重镇之一。
然而，“元亡而实未亡耳，”蒙古残部仍然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物资雄厚，使得很多部落仍然依附于蒙古残部，甚至周边的一些民族还是认同蒙古残部贵族统治集团的政治共主地位，严重地影响明朝的统治。
正是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余子俊受命来到陕西，巡抚延绥，并在任职期间根据榆林的地理位置和当时蒙古残部的情况，向朝廷谏言:延庆的地势平坦，有利于骑兵的进攻，这也使得蒙古残部屡屡侵犯我国的边境，再加上有周边部落、人民的指导，让蒙古残部可以进入到河套地区进行放牧养兵。
更何况榆林城这个地区地势崎岖，多高山陡崖，不利于骑兵进攻。另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可以加以利用，依山形、随地势来筑城，修建连绵不绝的边墙，这样的防御过程特别适合用来防御蒙古残部的进犯。
便提议营造延安、庆阳一带长城，利用榆林城周边有利的地理条件，加强榆林城的军事防御功能，来更好防范蒙古残部入侵。朝廷许可了余子俊的请求，增强榆林城的军事防御，调整了榆林城的形态功能。
于是，余子俊依据榆林城的地缘结构调整了城市形制，在榆林城的边墙修筑了南道，又增修了北两道，北面的称“大边墙”，南面的称“二边墙”或“夹道”。南道北两道的修建雇了陕西和山西的劳动力，依据多高山的地形修筑防御工程，依山开凿，依山成城，利用天然地理优势，把山场、川口人为的连接到一起，“建立墩堠，添兵防守，”经历一段时间后最终修成，呈南北走向。
修筑起来的城墙占尽优势，成为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有效阻止蒙古南下。这样的选址是遵循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基本原则，依托陡峭的丘陵山势，将城堡建在易守难攻、居高临下、扼要据险的地方，加之榆林城周围的河流多由西北流向东南，大致与北方敌人的进攻方向相同，因此可以充分发挥榆林城的防御功能，形成有效的军事体系。
在边疆地区，有延绥、宁夏、甘肃三地的军事来拱卫京师，相安无事。但从正统年间开始，蒙古不断南下，对明朝对边疆造成极大威胁。
再因为在冲突中明朝逐渐转守，使得东胜失守，河套地区丧失，失去了庇护京师的一面屏障，边疆告急。紧急把东胜剩余的兵力转入延安，以这一地区来独当一面，抵御蒙古的进攻，则以一面之地遮千余里之冲，使得榆林城的战略地位急剧上升。
就开始筑城，调兵。从战术上讲，营堡体现了攻与防两个方面的功能。加之顺应军事对抗形势，又在榆林城增加军事机构的设立。
这些军事机构这些军事机构种类多样，能够满足不同的军事需求。不但有组织、指挥战事的大将军帅府，还有榆林城的军事中心机构，还有其他协调和参战的机构，如参游幕府、左右游击府、城堡厅、总兵署等。
也有为战事提供武器装备的机构，如军器库、武器库、兵器库、军械所、火器库、造兵局等，这些机构都是为战事提供军备的，能够提高军事防御能力和士兵的战斗能力，完全是军事战争的产物。
二、榆林城的辅助保障功能
为了更好保障军事后方补给充沛，榆林城还修建了很多粮仓、草场等军事后勤基地。榆林城的这些后勤基地，都是从榆林庄出现就有的，这些粮仓、草场的存在，有利于给自身或者周边的城镇提供转运补给，不单单是平时给城里的百姓供应生活需要，在战时更是成为前线战时供给，很大程度上影响战事的胜败，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军事性质。
正统五年，受天灾人祸影响，延安府、绥德州周边的城堡粮食短缺，而地方暂无力自我解决，于是上奏朝廷拨粮救济。
朝廷首肯后把一十二万的淮盐和八万的浙盐运送到榆林地区，在有粮仓的地方以低价换购的方式解决了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此时的粮仓供应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一个城，还包括周边堡寨。
因此粮仓对于榆林城来说至关重要，而且还关系到榆林城周边城堡的发展。作为粮食中转站，也影响着边防军事的安全。增加榆林城的军事防御功能除了修筑城墙，增设形制外，明朝也关注人在军事防御系统里的作用，进一步改善和调整榆林城的人员设置、武器配备、军队战斗力提升。
有设卫所制，形成了五军都督府军事组织关系，榆林城当时的人口应该在两万左右。之后又随着地位位置的改变，边防压力加大，就使得大量兵员的入驻，榆林城因此人口大规模的增加。在榆林城修筑、人口稳定，军事防御提高的前提下，榆林城地区的人口和田地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为了能够保障榆林城的稳定，在成化六年，担任延绥巡抚的王锐上书朝廷，表明榆林城一带的城堡原本是没有设屯田的，该地方所需的粮草都是依仗内地的城市供给，运输量大，路途远，使得转运过程非常艰难。
余子俊曾在榆林城以送牛送粮食的办法鼓励附近的军民耕种，尝试解决粮食转运问题，虽有成效，但不能完全解决。再者因为随着榆林城的修筑和大量军队的入城，粮食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于是请求允许对榆林城沿边的田地进行丈量，之后再分拨给官军进行耕种。预计开设军屯后每年秋收效果显著，当地政府可以依据耕种的多少，以及当时市场价格进行有偿征收。这样既可以解决粮食转运，还可以建仓备用。而这样屯田的主力是军士，耕战结合，既要保证屯田顺利进行，又要保家卫国，具有民生和军事双重色彩。
这样的屯田定位就需要合理划定屯戍比例，使得政府的屯田政策不断发生变化，就是为了能更好地适应民生和军事的双重需求。于是形成每个军队以五十亩的田为一份进行耕种，不过规定的种田数目会因时进行调整，根据榆林城当时的情况具体调整。
让年轻少壮的士兵负责驻守榆林城，而年迈体弱的士兵负责耕种，按照田地的肥沃、贫瘠进行征税。如果遇兵力增加或者减少，就按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可减免一些数额或者增添，“本折互收”的屯田模式。
这种模式因地制宜，具体分析了榆林城的军民和土地、自然气候的具体情况，因时因地的不同及时合理调整屯田模式，有利于稳定军心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给榆林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奠基。
武器的布置和使用，都是根据蒙古残部的作战特点进行优化的，蒙古残部的兵力以骑兵为主，而骑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动作迅速，善于骑射，以速战为主。因此明朝面对如此有优势的骑兵，开始渐渐调整军事政策。
并且随着火器在明朝军事领域的运用越来越广，不断调整步入热兵器时代。明朝进一步加快调整军事策略，把火器大规模运用在榆林城的军事防御中，针对蒙古残兵不善于步兵作战的弱势，攻其短板，进一步提高榆林城的军事防御能力，使得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较大提升，为支援前线做了很好的防御准备。
榆林城的军事防御功能，是在结合了蒙古游牧民族善于骑射的特点，以及以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基础上，再加上自身依山傍水，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不断在变化榆林城的范围和形制。
因为榆林城的“士马精壮，雄于诸边”，让蒙古进攻艰难。“虏呼为骆驼城，”看见就让人害怕。而榆林城的发展离不开城自身军事功能的不断完善，一边加强修筑周边城镇的城堡、墩台拱卫榆林城，一边在这些防御基础上通过依托地势改建的城墙，形成连绵不绝且易守难攻的防御工事，组合成多层的防御体系。
加之改善和调整榆林城的人员设置、武器配备、军队战斗力提升。利用天时、地利与人和，进一步完善榆林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对于明朝的边防战略防御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榆林城是明代九边之一，军事地理位置重要，因此明朝在榆林城驻扎了大量的兵马。而早期榆林城由于地位一般，驻军不多，可以依靠内地运输供给，因此没有开展屯田。但随着蒙古南下，榆林城在抵御中至关重要，为缓解河套军事压力，突出边防体系中的位置，朝廷派遣了大量的兵马入驻，这就让榆林城的后勤补给变得吃力。
榆林城驻扎的军马生活困苦，其所需的粮草时常短缺，后勤补给不足，为避免军心涣散，影响榆林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就决定开始在此实施大规模的军屯活动，来解决榆林城里大量的兵马粮食需求和居民生活供给问题，保障榆林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
总结
虽然早在成化六年朝廷就下旨要求在陕西地区的延绥地带进行屯田，以备不时之需。但此时的屯田规模小，成效不显著。于是在成化八年向南方进一步扩大了在榆林城的屯田面积。把屯田面积开展到了威武以西的地方，饶阳的东边，靠近榆林城城墙边，南边的田界扩展到了延安府地区。
不但如此，榆林城附近的大堡周围都有开展屯田。使得榆林城很快拥有五千七百七十四份屯田，每份六顷。自此后榆林城沿边屯田正式大规模展开，军屯和民屯相互配合，进一步巩固和服务了榆林城的军事防御功能。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