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11月24日，广州黄埔港。
作为本年度在中国做生意的最后一艘英国散商商船，“休斯夫人”号的到来，引起岸边许多中国人的欢呼。毕竟，在大家眼中，它会把岸边堆满的生丝、茶叶买走，留下白花花的银圆。
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休斯夫人”号缓缓驶入码头。
清朝朝廷设在广州的粤海关确有洋船入港时鸣放礼炮的惯例。不过，那要等岸上的大清军队鸣枪欢迎后，洋船再鸣炮还礼。可这次，或许是被岸上的热烈气氛感染了，船长威廉斯竟然没等岸上枪响，就抢先下令开炮了，而且，炮手不知搭错了哪根筋，把炮弹直接往岸边的驳船轰去。
炮声还没停，威廉斯就猛然发现，驳船上一片混乱，惨叫声不绝于耳。过了一会儿，有三个人浑身是血被抬到岸上。威廉斯心中一紧:难道礼炮击中了驳船上的工人吗？
不幸的是，他的担心就是事实。虽然肯定是误伤，但二死一伤的惨剧，令威廉斯头皮发麻。接下来，等待他和“休斯夫人”号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洋人对华人犯下命案的事件，早在40多年前的1743年就出现过一起。当时。两广总督策楞在处理葡萄牙人殴毙华人的命案时，乾隆皇帝就有明确谕旨：刑事案件的涉案人员，不分国籍，一律执行“以命抵命”的处理原则。
当“休斯夫人”号事件的消息传到紫禁城后，乾隆皇帝格外重视，严旨查办。也是巧了，就在一个月前，官府查获了一起内地教徒私通澳门教会进行传教的大案。乾隆担心中外串通，认为有必要利用“休斯夫人”号事件，震慑一下不安分的“夷人”。
几经争执后，英国方面交出了一名船员，说他就是肇事炮手。无论是官府，还是英方，都心知肚明：这是个冒牌货。
顶包的船员，没多久还是被处决了。就在行刑前，监刑官员还“关照”受邀观刑的西方人：“不要担心，他的下场不会落在各位头上。”这话让他们的后背阵阵发冷。
不管怎样，乾隆在谕旨里已经把“一命一抵”的执法要求说得很清楚了。从“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的传统观念看，“一命一抵”看似有理，但从法律设计和司法实践的角度考察，却是一种倒退。
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除了“十恶”之外，类似“鸣炮误伤”这样的案件，即便判了死罪，也不会立即执行，而是关在牢房，“监候缓刑”，没准能保条性命，有时还能花钱赎罪，更何况《大清律例》在处理华洋命案的问题上，有“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的规定，一些洋人嫌犯援引此例，可免一死。即便是难逃死罪，朝廷对死刑的终审，有繁复的审批程序，一拖几个月，甚至累年。迅速处死顶包的船员，使《大清律例》的法条规定和程序实操的大原则，都发生了巨变。
“休斯夫人”号事件的特殊性，就在于“一命一抵”的操作，已经超出了司法本身，而是变成了政治恐吓手段。正如乾隆所说，“夷人来至内地，理宜小心恭顺，益知守法”，既然成了杀人嫌犯，“自应一命一抵，若仅照内地律例，拟以杖流，则夷人鸷戾之性，将来益无忌惮，办理殊属错误……嗣后，如遇民夷重案，务按律定拟，庶使夷人共知畏罪奉法，不至恣横滋事，地方得以宁谧”。
乾隆信奉严刑峻法，认为只有下手狠一点，才能让那些“身处化外”、不服管教的“蛮夷”“畏威慑服”。对于地方官而言，只有下手快些，从速结案，才能既向皇帝“完美交差”，又免得节外生枝，夜长梦多。
殊不知，世界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平在变，行为方式也在变。
“休斯夫人”号事件结束后，中英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民事纠纷从未大幅减少过。在西方人看来，清廷对洋人“一命一抵”，对华人则经常从轻发落，这种法律面前并不平等的状态，势必会导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长期陷入困境。
除此之外，“一命一抵”的软肋还在于18世纪末中国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和全球观。在乾隆看来，所有来华的国家，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朝贡，都归为藩属国。如此说来，“华夷之辨”才是“一命一抵”的理论基础。“天朝”和藩属国怎么可能平起平坐，“天朝”百姓怎能跟藩属国的民众享受相同的法律待遇呢？
对于这一司法歧视，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多次指示其设在广州的特选委员会，要求他们在证据确凿时交出凶手，但在证据不足时，要向中方表明立场，拒绝交人。不过，当真的发生中英民众冲突，引发命案时，特选委员会抱着抗拒交凶的态度，抵制清朝的司法管辖权。
这么做当然会招致清廷的剧烈反弹，甚至演化为政治冲突。毕竟，清朝官府也有撒手锏——动辄断绝贸易。不过，这招带来的副作用也很大。一旦断绝贸易，每年一两百万两银子的税收就无法流入粤海关的银库，那些靠山吃山的地方官也会失去丰厚的贪腐来源。因此，既然英国人抵制，中国官员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