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摸鱼”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国内关于“摸鱼”的学术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以中文学术文献收录最为齐全的“中国知网”为例，除去诗词赏析(“摸鱼儿”是词牌名)，将网络时代的“摸鱼”行为作为关注对象进行讨论的学术成果极少。已有文献大多是新闻报道，缺乏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且隐含一个命题:“摸鱼”是青年利用网络进行偷懒的表现，即“摸鱼”是一种道德不良的表现。但基于走访调研与新闻报道发现，“摸鱼”与个体道德并不必然挂钩(见表1)，有时甚至是“情非得已”，譬如下班太晚，只能上班时间抽空跟家里人联系。
不仅如此，即使是管理者，对待员工上班“摸鱼”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公开表示，支持员工上班听音乐;字节跳动董事长张一鸣批评员工闲聊被“怼”后主动退出员工聊天群。管理者在对待“摸鱼”行为上也并未形成高度一致。简单将“摸鱼”视为道德问题，并不能帮助大众认识这一现象，也无助于解决由“摸鱼”引发的劳资矛盾。研究认为，“摸鱼”具有丰富社会学意涵，与网络时代到来后工作模式变迁、劳资关系变化、员工生存焦虑情绪等因素密切相关。
国外研究“摸鱼”的学术成果比较丰富。造成国内外关于“摸鱼”研究学术成果差异的原因，笔者以为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客观条件层面，“摸鱼”本身就是网络社会的产物，它同网络技术成熟度密切相关。相较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才接入国际互联网，欧美等国较早开始推广互联网应用，网络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大众生产生活，“摸鱼”现象出现得较早，并引起了学者关注。主观认识层面，这同中国学术传统密不可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侧重劳动与生产研究，“摸鱼”作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休闲”，甚至是影响工作的障碍，通常并不受到重视。限于主客观条件，国内外关于“摸鱼”现象的研究出现了较大差异。
2.国外已有研究及其局限
国外关于“摸鱼”现象的讨论以量化研究为主，多将“摸鱼”现象归入组织管理问题，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摸鱼”的概念类型、影响因素以及企业管控“摸鱼”的动机与措施。其中，Lim等学者最早关注到企业生产中员工利用网络休闲的现象，将“摸鱼”定义为上班期间利用网络从事与工作无关事项，包括听歌、玩游戏等[9][10][11]。Flanigan等人拓展了“摸鱼”概念的应用范围，将学生上课利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做与课堂无关的事也认定为“摸鱼”[12][13][14]。由此，也可以看到网络技术的应用范围在拓展，从生产领域进入了教育领域。Block从组织管理角度提出，“摸鱼”与早期员工上班看报纸等行为并无二样，只是使用工具换了，他最后指出，适当的“摸鱼”有助于提升员工工作效率[15]。Johnson和Garrett探讨了“摸鱼”行为产生的原因，指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方便员工办公的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诱惑，分散了员工的注意力，导致了“摸鱼”现象[16][17]。Andreassen等人继而分析了“摸鱼”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包括降低工作效率，容易造成法律纠纷以及加剧宽带拥挤、影响网速[18][19]。
Katz等学者讨论了如何减少“摸鱼”行为，包括加强对员工的培训、采取激励措施、制定员工手册等[20][21]。有学者讨论了公司监控员工引发的劳资纠纷，Eivazi认为公司虽然不是私人领域，但监控员工仍然会引发潜在风险，包括侵犯员工隐私，造成员工与管理层的对立，最后影响产出效益[22]。
国外研究“摸鱼”行为的理论文献十分丰富，对认识中国当下“摸鱼”现象具有启发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虽然关注到了“摸鱼”现象，但并未深入讨论“摸鱼”现象背后与网络社会崛起的关系，更未能揭示“摸鱼”背后的深层缘由。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