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蒙初，于洞真在全真教内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灭亡之前。这一阶段，于洞真的主要教内活动包括：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金廷遣礼部尚书赵秉文于平凉祭祀战争亡灵，于洞真充任济度师。正大三年，奉金廷圣旨提点汴梁中太一宫。正大七年（1230），于洞真应征祈雨，兼提点五岳佑神观。天兴二年，住持山东东平上清宫，弘教东原。第二阶段是金亡以后。蒙古太宗七年（1235），也就是蒙古灭金的第二年，于洞真北上燕京，在处顺堂致祭丘处机。掌教大宗师尹志平待之如伯仲。次年，在燕京投符祈雨驱蝗。太宗十年，回到陕西，主持祖庭重阳万寿宫事。太宗十三年，参与尹志平主持的祖庭会葬大典。定宗元年（1246）应巩昌总帅汪德臣之请，西游巩昌弘道。次年春，返回重阳宫。1250年（蒙古海迷失后二年）冬十月三日，羽化登仙，春秋八十五。有《洪钟集》行于世。除了四处弘道游访、住持重阳祖庭之外，于洞真在甘河祖师遇真之地建甘河遇仙宫，在磻溪丘处机炼化之所命门人创建长春成道宫。此人在金、蒙两朝都相当活跃，不仅是关陇地区的一代宗师级高道，而且在当时整个北中国地区在朝在野都有着颇高的声望。全真掌教宗师尹志平以伯仲相待便是最好的明证。因此，从师承的角度讲，李道谦可谓师出名门。
二、李道谦法脉传承考
1248年（蒙古定宗三年，南宋理宗淳佑八年），李道谦在终南山重阳宫西北隅筠溪旁建筠溪道院，并请好友、时任陕西三白渠使太华郭时中撰写《筠溪道院记》。1274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南宋恭帝德佑元年）二月十五日，“门人王德颐、王德升等立石。门下文侍孙德彧书。张德宁镌字”。又《玄明文靖天乐真人李公道行铭并序》立于元大德十年（1306）夏五月。碑末署名“门人王德颐、司德馨、李德裕等建”。可见，李道谦的嗣法弟子至少包括王德颐、王德升、孙德彧、张德宁、司德馨、李德裕等人。由中不难发现，李道谦为以上弟子取用法名的第二个字均为“德”字。
此外，据《甘水仙源录》记载，道谦门下还有另外一位嗣法弟子，此人叫张好古。《甘水仙源录》卷八收有两通分别名为《清平子赵先生道行碑》《洞元虚静大师申公提点墓志铭》的碑铭，两通碑刻均题张好古撰。《清平子赵先生道行碑》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张好古时任祖庭大重阳万寿宫讲经师。碑文称为了请张好古撰写碑铭，“华清宫提点李志通、遇仙观尊宿杨志素、提领苏道常等，以其法属讲师吕志真为介绍，持状来谒”。可见当时张好古至少在陕西教内有着不小的声望。而且从其担任的道职“祖庭大重阳万寿宫讲经师”来看，张好古对道教典籍应该颇为精通，因为这个职位不是对经书一知半解的普通道士所能胜任的。当时祖庭高道云集，多位掌教大宗师如尹志平、李志常都有参谒护持祖庭之举。因此祖庭的讲经师恐怕还要比一般宫观的讲经师更为饱学位尊。《洞元虚静大师申公提点墓志铭》撰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李志常弟子、洞元虚静大师申志贞仙逝。门人鲁志兴请张好古为其师撰写墓铭，张推辞再三。李道谦以“此老（指申志贞）在教门中可谓尽力者，汝其铭之毋让”为由，命张好古为其撰写墓志铭。明确交代李道谦、张好古师徒关系的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张好古为《甘水仙源录》所作的后序，其文云：
吾师天乐真人自养浩祖庭，典教秦蜀，应事接物之暇，每以著述为心……予小子忝任校雠之责，自夏及冬，首尾历二十有六旬有六日，工既讫功，复以后序见命。予思师之用心，其所以扶植玄纲、弘扬祖道……岁在己丑冬至后六日，拜手稽首谨书。
从“吾师天乐真人”“予小子”“予思师之用心”等数语，特别是《后序》署名“门人建安张好古撰”可以断定，张好古系李道谦门下的嗣法弟子，此人在教内不仅担任教职，而且名望地位不可小觑。不过，和上一段谈到的几位嗣法弟子法名不同，张好古的法名中并未出现“德”字。各中原因，我推测可能张好古较其他师兄弟拜师要早。当时，李道谦可能还未形成以某一个字为弟子取用法名的想法。
众弟子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孙德彧。据《玄门掌教孙真人墓志铭》，孙德彧，字用章，“十一岁为道士，事天乐李真人”。王志坦掌教时，赐开玄大师之号，提举重阳宫事。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孙德彧奉昭睿顺圣皇后之命，侍安西王掌祠事，充任京兆路道录。之后，先后任秦蜀道教提点所通议官、提举大重阳万寿宫、秦蜀道教提点所副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领重阳宫事、诸路道教都提点等职。武宗至大二年（1309），加体仁文粹开玄真人、领陕西道教事。“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师，掌道教，号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同时恩封其师祖于洞真为真君，高道宽、李道谦为真人，穆、王二师为真人。孙德彧不仅继承了李道谦以祖庭重阳宫为中心的川陕弘道事业，而且在晚年出任全真教掌教大宗师，在提振祖庭声望、发展教团、维系政教关系方面做出不小贡献。英宗至治元年（1321）八月五日，孙德彧登仙证道，有《希声集》行世。次年，“其弟子任道明、张若讷、颜若退、赵道直、景若冲等”请虞集为其撰写墓志铭。可见任道明等众法孙继承并延续了于洞真——李道谦——孙德彧一系的传法弘道事业。另外，从李道谦后嗣弟子的法名来看，李道谦、孙德彧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以某一个字——如“道”、“德”、“若”等字——为弟子取用法名。但是这一规则执行的并不严整，在李道谦的再传弟子中表现尤为明显。这种取用法名的方式，恐怕与中国传统宗族社会中家长为子孙取用名字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但尚未上升到后世“派字谱”的高度，可视为后世“派字谱”的雏形。
三、李道谦的法脉传承与宗系认同
早期全真道士都有遍参诸师的经历。以全真教掌教大宗师尹志平为例，此人系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大弟子。据相关碑刻记载，尹志平不顾父母的阻止，最初私自拜于马丹阳门下。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十九岁的尹志平正式出家，投刘处玄门下。此外，《清和真人北游语录》记载：“吾生于大定九年，十年祖师升，是以不得亲奉，以次师真，皆所亲奉。太古师特为我说《易》，皆世所未闻；玉阳师握吾手谈道妙；长春师父所授，不可具述。”可见，尹志平与郝太古、王玉阳、丘处机等高真都有交往授受。金世宗明昌初年，尹志平赴栖霞，往侍丘处机左右。“长春特器异之，付授无所隐”。又如，曾主持撰修《大元玄都宝藏》的高道宋德方，一生曾历事刘长生、王玉阳、丘长春等高道，在全真教内有“三灯传一灯……一灯续三灯”之誉。
就李道谦而言，虽然他师事于洞真，不存在所谓师事多门、三灯一传的情况。然而，就其师父于洞真而言，至少有师事马、丘、谭、刘四真的经历，可谓“一灯传四灯”。从于洞真拜师学道的时间来看，得到马丹阳点拨的时间至多不过两年，碑铭虽未交待其与谭长真、刘长生参学的时间，估计都不会太长。其参印丘处机的时间，从碑刻的记载来看，是从大定二十三年（1183）冬至泰和六年（1206），至少长达二十年之久。更为重要的是，丘处机还为他改易法名。从上述修道经历来看，于洞真应该属于丘门一系。由此推知，李道谦作为于洞真的嫡传弟子，亦应归于丘门再传弟子。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即持此说。然而，任继愈、卿希泰等均将于洞真一系归入马丹阳门下，但未给出归宗的依据。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不同看法呢？时人又是如何认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碑刻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和线索。于洞真道行碑文末铭文称：
惟道与天初同原，方术分裂无乃繁，
至人跃然起海门，丹阳嫡子重阳孙。
（《汧阳玉清万寿宫洞真真人于先生碑并序》）
铭文直接交代于洞真为马丹阳嫡传。进一步言之，于洞真谦恭下士的超然风范，亦是与马丹阳一脉相承的。道行碑记载，有张道士来参拜他时，年近九十的于洞真“坚让不受”。问其原因，于洞真说：“礼无不答，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老氏有之。以丹阳接一童子,必答焉，忍自尊大耶！”由此可见，于洞真从拜师学道到平日之修举，均以马丹阳为楷式。他追随丹阳时间不长，但后者却是其心印所向。李道谦道行碑未提及于洞真——李道谦一系之法脉传承。难能可贵的是，李道谦在恳请翰林直学士、中顺大夫、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王利用为马丹阳撰写碑铭时，明确称呼马钰为“嫡祖”。其文云：
（至元）十九年秋八月朔，住持终南山重阳万寿宫真人李天乐持师道行之状致恳于仆，曰：吾嫡祖丹阳宗师，葬于莱阳……而祖师成己成物、盛德大业师能钻承之，乘风御气、长生久视之道师能褕扬之。祖庭会真实本诸此，不以贞泯载其道行以诏后人殆为阙如。子无斩其文，庶传其不朽也。（《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
李道谦“嫡祖”一语，为我们提供了李道谦师徒宗系认同最为直接、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洞真再传弟子孙德彧亦矢志不渝的坚持马——于——李这样一脉相承的宗系认同。其道行碑云：
逾十岁，着道士服，玄明文靖天乐振教大真人李公器遇之，授易老奥义。天乐之教由马丹阳、于洞真二真君，以次相传，其胠抉渊秘，雅有宗绪。（《皇元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孙公道行之碑》）
此外，元朝官方也持上述观点。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安西王颁布令旨，明确交代马钰、于洞真、李道谦一系的师承关系。其文云：
以尔李道谦道行素著，文学该通，探明三箓之玄科，确守一纯之净戒，得丹阳之正统，践洞真之遗言，不有褒崇，曷为奖率，可授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别赐金冠法服。（《大元崇道圣训王言碑》）
元仁宗皇庆二年九月，朝廷颁布圣旨，授予孙德彧“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其中又一次重申了马——于——李一系的师徒传承关系。圣旨云：
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孙德彧，雅师清静，克宝俭慈。探老易之精微，搴经科之灵秘。虽深资于天乐,实光绪于丹阳。提振纲维，恪恭戒律。（《元汉会文圣旨碑》）
通过教内和官方的相关文献记载，我们厘清了马钰——于洞真——李道谦——孙德彧一系的师承关系。
不过，陈铭珪之说并非空穴来风。通过检视教史文献，笔者发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李道谦曾经为丘处机编撰《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此传未收入李道谦编著的教史文献。《内传》文末署名“十八年二月既望，门下法孙天乐子李道谦斋沐谨编并题额”。笔者认为，李道谦自称丘处机门下法孙，一方面是出于对于洞真“一灯传四灯”这一既定事实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其利用丘处机声望提高个人影响力的可能。可见，全真教创教早期，虽有所谓“七真”传法世系，但是各个世系之间并没有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众弟子为传道弘法事业遍参诸真、共同推动教团发展的现象并不鲜见。
总结言之，马丹阳——于洞真一系从法脉传承来说，至孙德彧门下诸弟子已是四传，诸真在弘教秦陇、执掌祖庭教务、提振祖庭声望方面出力颇多，业绩斐然。更为突出的是，这一系还培养出了出自祖庭一系的掌教大宗师。上述业绩的取得，是与马——于一系诸真的高迈品行、精深的业内修为、为弘道而积极奔走的宗教热情分不开的。李道谦不仅个人有着高深的修行，而且始终热衷于教史编纂，因而成为继承马——于一系的重要一环和中坚力量。应当指出的是，马丹阳在关中及其他地区的法脉颇为弘盛，于——李一系只是其中的一支。与其他宗系相比，该系虽然门下弟子不多，但从李道谦以史传教的角度来讲，却是独具特色的一支，也是对记述全真教史贡献不可小觑的一支。
感谢宋学立老师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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