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科学巨著, 其不仅对“人与人的关系”施以批判性探析, 而且还涉及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把握。伴随生态环境恶化, 诸多学者纷纷从各个维度、各个领域对《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进行探析, 试图寻求生态问题的良方妙药。但是与学界高度重视工商业带来的生态问题相比, 对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的农业之维研究颇少。在新时代背景下, 农业生态发展仍面临问题, 因而对《资本论》中的农业生态思想进行探析颇具意义。
一、《资本论》农业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资本论》中的农业生态思想主要隐蕴在第三卷的地租、排泄物的循环等章节中。通过梳理发现其农业生态思想并不是只言片语的零星判断, 而是形成了有逻辑并成系统的思想体系。马克思首先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批判性分析挖掘出农业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 继而剖析农业生态问题的核心, 最后指明农业发展走出生态困境的道路。
(一) 对农业生态问题的追根溯源:资本主义生产条件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生产力进步予以肯定的同时, 却也警觉地察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是农业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
1. 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和大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和大土地所有制是农业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农业领域如何实现?资产阶级通过所谓原始积累剥夺了大多数农民的土地, 将土地归为少数资本家的财产, 建立起“大土地所有制”[1], 进而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 大土地所有制的建立还带来了农业生态问题, 即地力的浪费。“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借以逃身的最后领域, 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借以积蓄的最后领域, 即在农村本身中, 破坏了劳动力。”[2]919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不仅对工人进行剥削, 并且还对自然施以压榨, 肆意挥霍与浪费土地的自然力, 导致生态问题产生。
2. 农业地租的存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基础的农业地租是农业生态问题产生的又一原因。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建立, 土地所有权归于少部分土地主。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达到一以贯之的获利目的, 进行本能的资本主义生产, 只得以货币换取对土地的使用权。货币额便是地租的表现形式, 并且为保证利润乃至超额利润的获得, 资本家往往要对土地进行一定的投资, 比如提升土壤肥力, 建造水渠等[3]106。但是固定资本的投入需要经过一定时期之后, 才以折旧费的形式收回, 若在租期内未收回, 则归土地所有者所有。而土地所有者会在重定租约时, 将之算入地租。“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 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 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所进行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在这两个形式上, 对地力的棒取和滥用……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2]934由此可见, 租地农场主往往减短租期以增加地租, 农业资本家则减少对土地长期投资并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经营, 这造成了生态问题的产生。
3. 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剧了对土地和自然力的破坏。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不仅是获取利润, 更是获取超额利润。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 获取超额利润的唯一途径便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 科技的运用虽然提高了劳动效率, 但却以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土地肥力的破坏为代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不断有新的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资源被发现, 这便意味着对自然更大规模、更大程度地索取。另一方面, 科技在农业中的使用使得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对土地肥力破坏程度的加深。“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 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 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4]580近代化学等自然学科的发展, 使得化学肥料被制造。肥料的使用既带来了农作物的丰收, 也造成了土壤结构的破坏, 使得土壤不能被持续利用。
(二) 农业生态的核心问题:物质变换的“裂缝”生态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农业生态问题的实质是人与土地的关系问题。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恰好触及了农业生态问题的实质与核心。
“物质变换”作为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关键概念具有三层涵义: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以货币为媒介的劳动产品的物质变换。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农业研究的维度上主要用的是人与自然层面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指出, 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 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4]215劳动成了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中间环节。从一种向度而言, 劳动从自然界中提取有用之物; 与此同时, 人体又将代谢物返还于自然。在这个双向过程之中, 人与自然双方既是主体, 也是客体。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却出现了断裂, 这种断裂尤其体现在农业上。人类进行农业生产、对土地索取的同时必须将人体代谢物返还于土地, “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 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2]115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造成的城乡对立, 使得人体排泄物无法回归土地, 使得土壤无法得到肥力的补偿, 出现了人与土地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缝”。
土地是农业的基础, 土地问题是农业生态问题的关键。马克思对“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表示赞同。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必须以土地作为基础和依托, 农业领域更是如此。而马克思通过物质变换的裂缝这一概念揭示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对土地的破坏, 触及了农业生态问题的核心。
(三) 农业生态问题的破解之道:合理农业的建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生态问题根源的追溯和对其核心问题的剖析目的是为了提出解决之道、建立“合理农业”。马克思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提出了对策。
于微观层面而言, 排泄物的循环利用是关键一环。首先,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了大量的排泄物, 这些排泄物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例如“在伦敦, 450万人的粪便, 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2]115。其次, 科技的运用是排泄物循环使用的技术前提。“科学的进步, 特别是化学的进步, 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2]115, 在马克思看来, 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充分应用到排泄物的处理上来, 使其被重新利用。最后, 使改良的废弃物得以回归到农田, 还需要城乡融合。城乡分离是物质变换裂缝产生的地理原因, 那么只有消除城乡的对立, 才能使得排泄物顺利回归于农业生产之中。
于宏观层面而言, 消灭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是建立合理农业的根本所在。马克思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 资本总会为了对利润的追逐而无止境地剥削土地, “一切土地私有权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所设置的这种限制和障碍”[2]714。马克思认为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是荒谬的, 任何个体、阶级乃至一代人都不是土地的占有者, 土地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共同财富。若要根本改变这一现状, 必须消灭土地私有制, 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起“联合生产”的制度。只有这样, 才能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二、《资本论》农业生态思想的鲜明特质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学者也提出了诸多的农业生态思想, 并且他们的研究也给予了马克思一定的启示, 比如李比希等。那么与他们相比, 马克思的农业生态思想有何不同?有何鲜明的特质?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把握马克思的生态农业思想显得至关重要。
(一) 批判性《资本论》中农业生态思想的批判性源于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著作。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统御“国家”和“市民社会”, 造成了“市民社会”中种种矛盾的出现。这反映在农业生产领域中, 表现为资本家为追求利润对农业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对土地的掠夺和破坏。所以,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农业予以深刻的批判, 形成农业生态思想。具体而言, 马克思首先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土地所有制是土地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 而科技在资本逻辑统摄之下加剧了对生态的破坏。其次,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农业批判时, 形成了以“新陈代谢断裂”为核心的批判理论。最后, 马克思进行农业生态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起符合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相处的的农业发展模式。综上所述, 马克思正是以批判作为其强有力的武器构建起一套系统的农业生态思想理论体系。
(二) 系统性系统性是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特质, 同时也是马克思分析农业生态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以“人、自然、社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为逻辑前提对资本主义生产予以批判, 阐发其农业生态思想。
首先, 马克思对农业的分析是将其置于资产阶级的系统之下进行的。一方面, 资本的原始积累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地位, 与此同时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各个产业、各个地域之间及其内部由于受到资本的统摄却又表现为统一的整体。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关系的确立不仅为工商业提供了基本资源还使得大部分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商业领域。工商业反过来又对农业施以影响, 即“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2]935。此外,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带来割裂的同时也孕育着“建立系统”的萌芽。资本主义创造了对立, 也创造了由对立走向“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的物质基础。这种更高级的综合所表征的是人、自然以及社会的和谐共生, 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2]928。
(三) 革命性《资本论》农业生态思想中的革命性体现在关于“合理农业”的论述当中。马克思提出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以及对排泄物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生态问题, 但是建立合理农业的根本路径在于对“大土地所有制”的消灭, 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由于资本主义秉持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割裂的, 自然仅仅被视为人类“有用的对象”, 却不能认识到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整体。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被资本逻辑所笼罩, 剩余价值的增殖成了唯一的目的。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初衷的科学技术往往会臣服于资本逻辑, 对土地进行更肆无忌惮地掠夺, 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农业生态问题。建立排泄物的循环利用的产业如果无利可图同样不会被资本家所接受。因而, 马克思将生态问题的本质归结为生产关系, 解决农业生态问题的根本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
三、《资本论》农业生态思想的新时代启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在农业发展上进行了诸多探索,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时至今日, 我国的农业发展仍然面临着环境破坏、生态污染等难题。《资本论》中的农业生态思想与内蕴其中的“批判性”“系统性”及“革命性”的鲜明特质为我国农业发展走出生态困境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一) 辨明根源:克服资本在农业生态发展中的负效应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采取了资本下乡等措施为农业带来了较大的发展, 但是同时却也污染了生态环境。如若要改善这一问题则必须察明农业生态问题发生的根源, 同时继承“批判性”的理论特质, 要在利用资本谋求发展的同时进行批判性反思, 防止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引进资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农业领域内体现在粮食生产总量从短缺到连续盈余、农业传统生产到机械化生产等重大进步。尤其是近年来资本下乡的兴起、农业资本的逐渐形成, 使得资本突破了工业领域的界限, 并向农业领域扩散, 传统农业发展模式被改变, 商品型农业模式被建立。为提高农业生产率, 大规模、高剂量地使用化肥和农药, 污染了土壤, 全然不顾对人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的损害。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高度相似。
若要解决农业生态问题, 其关键在于找到发展资本和限制资本之间的平衡点。不仅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生产, 提高农业生产率, 而且必须对农业资本予以监视, 坚决摒弃资本逻辑带来的生态负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 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 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政府必须要处理好“市场机制解决不好的问题”, 建立起有效的环境污染监督机制, 在工作中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摒弃只要经济, 不要环境的错误思想。并且要利用资本来限制资本, 利用生态资本来进行绿色发展。生态也是一种生产力,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要重视对农业生态资本的保护和投入, 进而实现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二) 把握关键:生态保护要处理好土地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物质变换裂缝”这一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的破坏, 触及到农业生态问题的核心。这启示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之下, 我国的农业生态保护应将土地问题作为突破口。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对土地的破坏是最为严重的农业生态问题。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 我国对于农业土地的制度和管理措施历经多次重大变革, 也取得一些成效及宝贵的经验。但总体而言, 还是面临一定的问题与困境。例如, 伴随工业化及城镇化的推进致使农业用地被不断吞噬, 农业土地用地细碎化造成了实现农业大规模经营的阻碍, 农业土地产生的增值收益不能反哺农业土地以及土地产权的不完善等问题。农业生态问题的产生与之密切相关, 所以应当把目光聚焦于土地, 加大对农业土地的保护力度。要构建严格的农田保护体系, 确保农业土地用地不被吞噬和污染。筑牢耕地红线, 大力查处对于农业用地的工商业使用[6]。加大对于改善农业土地的投入, 合理对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力度控制, 形成来源多样、增减协同、动态优化的耕地保护格局。
(三) 多维治理:“微观-宏观”融合治理《资本论》不仅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生态批判, 更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提出了对于解决农业生态问题, 建立“合理农业”的有效措施。这充分说明进行新时代农业生态保护必须摒弃单一维度的化解手段, 秉持马克思的“系统性”“革命性”的鲜明理论特征, 在微观层面采取具体措施的同时要在宏观制度层面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完成农业生态保护体系的构建。
在微观层面上采取具体的保护措施是直接手段。首先,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循环农业。政府必须加强政策引导, 使农业发展要以再利用、再循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原则, 实现农业永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其次, 大力发展科技, 使其为农业生态保护添砖加瓦。科技在资本理性的统摄下成了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有力武器工具, 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 应当积极引导将其运用到农业生态保护领域。为此, 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显得尤为必要。最后, 处理好城乡平衡发展问题是重要一环。城市实现快速发展不能以破坏污染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 要使城市发展反哺农村, 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
宏观制度是解决农业生态问题的根本。马克思认为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问题, 如不能以革命性的品格对宏观制度进行变革, 则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因而在新时代背景之下, 必须重视土地产权问题, 深化我国土地所有制改革, 完善落实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土地政策, 保障农业的绿色发展[7]。具体措施则可以从探索盘活土地流转的多种途径, 坚持以农民的主体本位以及对土地经营权的有效监督等方面入手。
四、结束语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 经过短的不过饭后半小时, 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 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他们遭受几度隐没, 复又重现”[8]1。《资本论》便是这样的一部具有永恒的人类性价值, 且无法被历史所湮灭的伟大著作。在现时代, 我们应当将写于19世纪的《资本论》的内容转换为当下的语言, 考察其时代价值[9]2。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 《资本论》中的生态思想被诸多专家学者频频加以考察, 并得出良多启示; 而在农业生态问题频发的背景之下, 我们也应当将《资本论》中的农业生态思想在新时代语境下进行重新激活, 思考当中的现实价值。首先, 对文本进行深入研读可以发现《资本论》中有关农业生态的论述不是零星的判断, 而是以有逻辑、成系统的样态存在; 其次, 对《资本论》中的农业生态思想本身考察发现其具有批判性、系统性以及革命性的鲜明特征; 最后, 运用思想去把握当下的现实, 为解决农业生态困境提供一定的启示。正是沿着“文本-思想-现实”的路径对《资本论》中的农业生态思想加以考察, 得出了克服资本在农业生态发展中的负效应、生态保护要处理好土地问题以及“微观-宏观”融合治理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