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发布《夏商周年表》结题，认定夏朝开始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这个结论从发布之初就伴随着争议。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确证的夏朝都城遗址，一些如二里头遗址等被认为是夏文化的考古遗址也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夏朝”在实证上也就同样不够有力。
然而，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的15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称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并且认定陶寺遗址与五帝中尧帝的都城存在高度联系。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探源工程正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承续。
在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而像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更是直接认定“陶寺都邑遗址就是尧都”。
2016年5月18日，在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展的现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见到了何驽。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陶寺遗址的时期学界没有争议，对陶寺遗址是一座都城学界没有争议，对陶寺都邑是目前所有可能性中最接近也是唯一接近尧都的没有争议。争议所在是要不要这么快就‘一锤定音’，一些学者希望等再多发掘些再下结论。”
但是在何驽看来，目前无论是地上、地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在中国，几乎没有一项学术发明是不存在争议的。‘陶寺是尧都’的证据单拿出来，每一个证据都是可以质疑的，但是这些所有的证据形成了完整而符合逻辑的证据链，那么就是有力的，就可以下定论。”
陶寺遗址鸟瞰图共识1：陶寺遗址是史前东亚最早的都城
陶寺城址位于山西南部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上世纪50年代，考古调查发现了陶寺遗址，认为是一处龙山时代的大型遗址。1978-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临汾行政公署文化局合作，为了寻找当时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发掘了与文献中所谓的“夏墟”有联系的陶寺遗址。
当时在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出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六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表明了当时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王权，震惊海内外。通过碳14等技术手段和考古方法的测定，确定了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最早距今4300年，晚期则为公元前2000-1900年，已经进入夏初纪年的范围。
在此后的发掘中，相继发现了巨型城址，城内发现了王宫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和祭祀区、庶民居住区等，已经具备了作为都城的全部内涵。因此，学界对于早中期的陶寺遗存是一座距今4300—4100年的都城几无异议。
共识2：陶寺遗址与尧都是最为紧密的
既然对于这是一座距今4300-4100年的都城遗址这个判断达成了共识，那么它的主人是谁？
自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以来，学术界有关它的族属问题多有主张，基本有“唐尧说”、“尧舜说”、“有虞氏说”以及“夏族说”。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掘的新进展，“主张陶寺遗址是夏文化的论者已经基本放弃了原先的判断，而渐渐形成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期的族属是陶唐氏更为合理的共识，只是对于陶寺晚期遗存同夏文化的关系持有进一步思考的意见。”王震中总结道。
因为晚期的陶寺遗址不但已经由都城沦为普通村邑，其社会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其城垣被废弃，宫殿和具有王权礼仪的空间建筑观象台被破坏等，所以作为都城的陶寺遗址主要指的是其早期和中期。
即便是对陶寺遗址存在诸多质疑的学者，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教授许永杰也承认，“如果一定要我说是陶寺遗址谁的都城，我也倾向于是尧都，但也只能是早期可能是尧都。”
陶寺遗址文字，与其他字体“文尧”对比。核心质疑：能不能这么快下定论
何驽认为，但凡一项学术研究或成果出来，都会伴随质疑，除非像殷墟一样发现了长篇甲骨文，但文字对于史前文明考古是可遇不可求的。围绕着陶寺遗址尧都说，其核心的质疑不在于到底是不是尧都，而是在于能不能、应不应该这么快下定论。
“没有一个说这不是尧都，只是说现在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急于定案。”何驽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比如许永杰就说，“我不反对说它‘是’，但我反对把它说成‘一定是’。”
40年的考古发掘在一般人看来，是相当长的时间了，但对于陶寺遗址这样一座大型考古遗存来说，与其可能的未来发掘周期对比看，并不太长，毕竟到目前为止陶寺遗址只发掘了两百分之一。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下定论是有些“急”。这里面是不是受到其他因素，比如地方政府的压力、各种利益的纠葛呢？
“地方政府当然希望我们早点说，十几年前就希望我们下定论了。但是在几年前，我们都觉得还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