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要说打仗的本事，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韩信，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要说下场的悲惨，屈死的冤枉，第一个也数得上韩信，他是被宫女用竹竿活活戳死的，却也留下了两个成语，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警示。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韩信被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汉十一年，也就是刘邦当皇帝的第六年，一个叫陈豨（xī）的起兵造反，他自称“代王”，不是代替的代，而是代国之亡。
刘邦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带领军队御驾亲征，去讨伐陈豨。
临行前，他的妻子吕后哭哭泣泣地说：“你远离京城，一旦祸起萧墙，怎么办？”
刘邦说：“如果出问题，一定是韩信。”并交代吕后，有事找萧何，因为韩信是萧何找来的，两人感情较好。
萧何为吕后出了一个主意，以汉军平叛大胜为借口，要朝臣入宫庆贺胜利，自己将韩信骗到宫里来杀掉。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通信是不发达的，前方有什么战事，韩信是不知道的，那么萧何一说，韩信就相信了。
但是韩信不去，他说，你看我一直在生病——因为前段时间韩信闹情绪，装病不上朝——我连朝都不上的人，怎么能去庆贺呢？
萧何说：“虽疾强人贺。”
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有病，但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大家都去祝贺，你不去不好嘛！
韩信觉得实在是推脱不过，于是勉勉强强进了宫。
结果，走入未央宫时，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刀斧手抓了起来，并被押入未央宫的长乐钟室。
在一个四周布满帷幔的暗示中，吕后命宫女剥掉韩信的衣服，用削得锋利的竹签将他戳死。
因为据迷信说法，杀韩信这样的功臣，上不能见天，下不能见地，不能用刀，否则要遭天怒。随后，吕后又命人灭了韩信三族，即把韩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杀光。
由此成就了两个成语，一个是“钟室之祸”，比喻功臣遭嫉被杀。
还有一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成语是民间对于韩信一生的经典概括：
“成也萧何”，是指韩信成为大将军是萧何推荐的，“败也萧何”，是指韩信被杀是萧何出的计策。比喻事情的成败都是由同一人造成的。
其实，韩信可以不必那么早死的，然而是祸躲不过。
那么，刘邦为何要杀韩信呢？
除了维护家天下的需要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理由了。
韩信是汉初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有“战神”之誉，年纪轻轻即立下“北破魏、代，东出井陉，智取赵、协燕、定齐，南击楚军20万，杀楚名将龙且，最后戬除项羽”的盖世巨功，可谓“国士无双”的军事奇才。
这种卓绝的军事才能，在楚汉对峙时，是克敌的利剑、裂地封侯的砝码，然而在天下已定后，则变成了威胁政权的隐患、夷灭宗族的根源。
韩信从小“志与众异”，在身为布衣为人所鄙时就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多次的出奇制胜更高涨了其军事上的自信，也造就了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能力。
这种过人之处，不仅曾使韩信有过“二王之事，权在韩信”的辉煌，给他可以“三分天下”的机会，同时也给刘邦带来过心有余悸的恐慌。
尽管汉初天下已定，百姓思安，佣兵打仗已非人心所向，但韩信裂土封王的政治理想、卓绝的军事才能以及对战争的热衷，无不让刘邦寝食难安。卓绝的军事才能，则是其悲剧的根本原因。
除了政治因素外，韩信自身性格上的缺陷也是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韩信的性格中，虽然有着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居功自傲、刚愎自用的缺陷。
其中典型的表现是，他拒绝武涉和蒯通的建议。
韩信为齐王，楚汉胶着苦战时，楚辩士武涉劝韩信反汉连楚，韩信曰“汉王授我上将军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我倍之不详，虽死不易” 。
齐人蒯（kuǎi）通，深知天下之权在韩信，煞费苦心地劝他自立为王时，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面对不择手段、心狠手辣的刘邦，韩信心慈手软、感情用事；
面对忠贞耿介的建议，韩信闭目塞听、刚愎自用，导致错失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最终“悔不用蒯通之计”。
历史终究是历史，如天道运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按照自身的客观逻辑发展，它不顾及人们的感情。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前人的教训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部史书，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历史，熟悉历史，以古鉴今，以古成今。韩信的可悲结局应该对后人有宝贵的警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