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中国古代民营经济的制高点，世界商业发展史中一个奇峰突起的异数。
明清两代，山陕、徽州、山东、江浙、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陆续兴起一支支资本雄厚的地域商人集团，作为重要的经济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主宰了中国商界风云近五百年。
晋商以贩盐起家，又以“票号”拉开了中国金融史上的辉煌一幕，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宏伟理想；徽商走出地瘠人稠的大山，贾而好儒，在商场及朝堂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身影；粤商敢于冲破海禁，集资结帮从事长途贩运，从急风巨浪中博取巨富……诸多商帮各具特点，不仅留下了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还固定了经理人制、合伙制、会计制等创新管理制度，在农耕文明的古老版图上开拓出现代商业的雏形。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从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第一是‘集权’，第二是‘抑商’。”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压制下，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发展相对缓慢。而商品经济的兴盛与封建皇权的集中，却使中国商人走出了一条夹缝求生的道路，既充满矛盾，又自成一体，凝结成“商帮”这一极具特色的商人组织形式。
何谓商帮
从字面意义上看，商帮的核心在“帮”字上，“帮”字的含义是为政治或经济目的而结成的集团。“商帮”就是为商业目的而结成的集团。有“商”，并结为集团才能称为“商帮”。这种集团主要是以正式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清裨类钞》中记载 : “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
众所周知，“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自封建制度确立以来，历代统治者不断对商品经济进行控制与干预，同时利用文化思想加以限制，使商人在“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阶层中屈居末位。但在中国历史上，“商”并未因为统治者的不提倡而断绝，丰厚的获利仍然引诱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与投机，在民间，丰富的贸易活动灵活地填补着官营工商业的空白。
隋唐时期，长安、洛阳、扬州等城市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名城，出现了“柜坊”“飞钱”等金融业上的创新。两宋时期，由于商业政策的宽松，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为交易提供了便利，商业赋税逐渐成为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
然而，在明代之前，中国商人的经营活动大多是单个的、分散的，也即“有商而无帮”。明清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行业和数量增多，商人群体日益壮大，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各地才出现了这种商人结为“亲密”又松散的群体的现象。
研究者将商帮定义为：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的封建商业联盟，公认的十大商帮是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宁波商、龙游商、洞庭商、鲁商、江右商和陕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地域性商人出于同乡之谊也会有互相帮助，但没有正式组织，即不能称为“帮”，如河南、北京、天津等地的商人。因此，笔者认为“商帮”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亲缘、地缘、业缘为联结纽带，二是以会馆、公所作为有形的联络载体。
作为地域性商业联盟的商帮，严格意义上只限于明清两代间，是封建社会末期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产物。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政府至高无上，控制着资源配置，决定一切。因此，各个商帮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官商结合。各商帮都显示出“成也官，败也官”的特性。由于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这些商帮多遵循血缘和宗法纽带，信奉中国传统的“诚信”“仁义”“和合”观念，他们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而其中不适应时代的因素，又阻碍了他们在现代商业文明的领域中更进一步。
商帮在明中后期诞生后，依附于封建制度，随着封建社会逐渐发展至顶峰，同时也迫近了落日的余晖。至清代末期，由于清廷政策的变化，兵祸战乱，以及西方商品冲击我国封建商业体系，商帮的存在已经名存实亡。清代灭亡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束，曾经煊赫一时的明清商帮，终于风流云散。
应运而生
各地商人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自发结成以地域为中心的群体进行活动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明中后期。为何在明代形成了地域性的商人集团？一方面，伴随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商人群体日益壮大，封建社会发展至此，出现了诸多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现实因素，为大规模长途贸易创造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在官营手工业衰落的同时，民营手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商品生产的发展与各地产品结构的差异性，为商人成帮经营提出了现实要求。
明代继元而兴，山河一统，幅员阔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无不来庭”，为大规模的商品运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交通条件。为了运送漕粮，明廷于永乐年间重新疏浚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大节省了挽运之劳。为了巩固边防，又在北部修建了许多道路，以输送粮饷辎重。在粮饷官物便捷运输的同时，数量可观的民间商品也奔流在通行无阻的交通干线上，构成一张四通八达的商道网络。明代交通之便，正如宋应星所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横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
明初各地尚以实物缴纳赋税，而正统年间产生的“金花银”，即将实物折算成银两缴纳赋税，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很快便流传开来，使白银成为大规模流通货币有了可能，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白银的逐步货币化改变了传统支付手段，提高了结算效率，史料显示，白银货币化的时代，正是各地商帮先后产生的时代。
此外，明中期开始了一系列赋税、徭役的改革，加大了田产在赋税中的比重，减轻了人丁的负担，无地的商人由于“一条鞭法”的实施免除了力差，实际负担有所减轻，工匠也可以银代役，商品劳动人手增加了。明代征收商税“俱三十税一， 不得多收”。总的来说，商业税率较宋元时期偏轻，降低了商人的商业经营成本，商税负担摊入田亩，也必然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