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它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现实和继续吞并华北的野心与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有效地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有力地弘扬了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大团结大联合，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青年学生在这场运动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用激荡青春和澎湃热血唤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群众，推动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车轮坚定前行。
“华北之大，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对华侵略日益猖獗。在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又将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先后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最终于1935年六七月间接连胁迫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导演了旨在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实现“自治”的华北事变。
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继续奉行一贯的妥协退让方针，另一方面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与此同时还对人民抗日救亡的思想和行动进行无情的残暴压制：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宣传抗日的上海《申报》总经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人士史量才；查封了《新生》周刊等进步刊物，逮捕了其主编杜重远等爱国志士；《大众生活》也因为刊发大量进步文章获罪于国民党当局，主编邹韬奋不断遭受诬陷、诽谤，后被迫流亡香港。整个国统区都笼罩在“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黑暗之中。
这奴颜婢膝、丧权辱国的一幕幕场景不断激起青年学生压抑已久的爱国主义精神。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字字句句唱出了当时的残酷现实，华北沦亡迫在眉睫，举国民众痛感悲愤。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中喊出“华北之大，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载《清华周刊》1935年12月10日）的呼声，发出了民族危亡之时中国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最强音。
“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
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时代急先锋，他们反对压迫，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是有着崇高思想觉悟和敏锐洞察力的一个先进群体。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利用自己的执政地位在各个学校里有计划地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不断排斥、迫害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但是社会的残酷现实和学子们的切实感受让青年们拥有了雪亮的眼睛和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理性客观判断选择追随爱国的、进步的、正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与行动。“一二·九”运动正是一场应时而来、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的在中国共产党光辉指引下的爱国主义行动。
思想上的铺垫。1935年4月1日，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作出了《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要“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这实际上表明中共北方局开始转变政治路线。6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又发布《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号召全华北民众进行民族战争的宣言》。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强调“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共同抗日。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13日，中共中央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些宣言的公开发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对抗战时局的清醒认识，特别是让站在时代潮头的青年进步学生自觉自愿地了解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抗日救国主张。
组织上的准备。1935年，中共北方局与河北省委要求重点在平津两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泛发动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其指示下北平各大、中学校普遍建立了公开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委会”）。同年夏天，连下暴雨，长江、黄河泛滥成灾，几百万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上级党组织指示开展救灾活动，平、津各学校普遍以“武委会”为核心开展赈济活动。他们的赈灾救民行动受到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同时团结了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8月，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成立，并在国民党当局备案，取得了合法地位。而后东北大学、清华、北大、女一中等学校先后成立了分会，赈灾救民的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为向国民党提出抗日民主的要求，11月1日，各校学生代表在天津《大公报》上共同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11月18日，在赈济会的基础上，成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主席由女一中的共青团员郭明秋担任，秘书长是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员姚依林。通过筹建学联，中国共产党切实有效地把北平各学校的进步青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
行动上的呼应。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7日，北平临时市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北平学联领导发动学生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权利。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学联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热情像火山一样喷涌爆发。但在国民党当局的冷酷镇压下，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当场就有数十人被捕。为扩大战果，12月16日清晨，北平学联又组织1万余名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展开抗日救亡大示威，声势也更加浩大。学生们奋力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抗日救国口号，游行示威运动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并召开了市民大会。不幸的是游行示威运动最后仍被反动当局凶残镇压，现场逮捕学生数十名，并致使300余名学生受伤。
“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也传遍了海内外，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从12月11日起，北平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起来罢课，天津、太原、杭州、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济南、成都、重庆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12月18日，北大、清华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呼吁号召全国工人援助学生救国运动，由此各地工人纷纷召集群众会议，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多元钱以示支持；邹韬奋盛赞北平学生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鲁迅撰文高度赞扬学生们的爱国精神，并寄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殷切希望；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等爱国知名人士也纷纷表示支持。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学生群起响应，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学生，世界学生联合会对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通电大力声援。一时间，抗日号角响彻神州大地。
“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为了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北平临时市委决定把大多数处于涣散无组织状态的学生严密组织起来，紧密团结在中共组织领导的学联周围。大力开展读书会、歌咏团及节日纪念、民众夜校、清寒食堂等活动，充分利用这些合法斗争形式，联合一切救亡力量，继续做好抗日救亡工作。同时组织学生到工厂和农村，唤起民众广泛的爱国心，发动群众参与活动，一步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12月底，由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抗日救亡，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开辟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支队伍回到北平以后，在党的领导下重新组建了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此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成为华北和全国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而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经过“一二·九”运动锤炼的优秀爱国青年、党员团员、民先队员，逐步成长为抗战中优秀的骨干力量。
“一二·九”运动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他总结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