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贵先生，20世纪80年代创业的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也是解放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他和他领导的中兴一直保持着稳健务实的经营作风，创造性地提出“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机制，跨越了诸多时代风口，克服了各种发展难题，实现了企业的持续稳健成长，对中国高科技行业，尤其是通讯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侯为贵先生曾获2004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中国十大科技领袖”《财富》杂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等称号，并获《人民日报》评选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百人榜”等荣誉，被誉为中国通讯产业的力量和骄傲。
1969年，27岁的侯为贵被调往航天691厂任职；1970年，担任车间主任、技术科长等职务，同时负责半导体设备技术引进工作
1985年，被派往深圳，主持创办内地与香港的合资公司，即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前身：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为深圳最早的技术类合资公司之一，并担任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1986年，开始组织技术人员研制小型电话交换机，带领公司迅速从“贸工技”路线转向技术驱动，以贸养技，于1989年研发成功第一台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1992年实现合同销售额超1亿人民币。
1993年，两家国有股东与原中兴半导体管理团队、骨干员工一起，合资成立了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新公司是第一批股权清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侯为贵担任总经理，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成为一个以技术创新为特质、市场化为基础的公司，也成为后来中兴通讯的起点。
1997年，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作为大股东，发起成立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当年在A股上市，侯为贵担任上市公司总经理，当年合同销售超过10亿人民币。3年后，中兴通讯实现销售突破100亿人民币。
2004年3月，担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年中兴通讯营业收入达到212亿元，并于香港上市，成为大陆第一家“A->H”上市公司，侯为贵也于当年获评“2004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16年3月，辞任中兴通讯董事、董事长。
现在，侯为贵担任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3年5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洪基金会理事长郭万达与侯先生促膝长谈，现将访谈内容编辑成文以飨读者。
一、时代造机遇，认知定高度
编辑部：创业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您是体制内的国企技术干部出身，一方面是时代机遇，另一方面是您出色的个人能力。您选择下海创业，并一路带领中兴成为重要民族品牌和世界级企业，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当年创业的经历吗？
侯为贵：当年创业一开始名字就叫中兴半导体。之前10多年都是做半导体集成电路（简称芯片），对其他行业不太熟悉。当时来深圳也是为了引进设备，跟外部一起协作，后来才慢慢扩大经营范围。之所以一开始准备做芯片封装，因为工艺相对比较简单，投资相对较少，但也需要投入要很多钱，当时的思路是不要让国有股东出资，要靠贷款自己经营，从零开始，慢慢积累，就这样逐步把企业建立起来了。当年咱们什么都做，做玩具，做电话机，包括一些日用电器设备，比如冷暖机等。电话机比较简单，从来料加工就开始了。电话机接触多了以后对通信行业开始有了解，发现实际上电话机背后是很复杂的通讯网系统。而当时国家通讯系统非常落后，大家有了电话机也没用，后面的系统不支持电话机，就没法打电话。后来我们就考虑做交换机，交换机是电话机背后的一个系统设备，从这里开始中兴就进入到通讯领域。当然我也了解到，通讯行业在国际上发展的整体水平以及在整个国民经济里面所占的比重，这个规模占比以及对国民经济、人民生活的影响还是很厉害的。
一开始做用户交换机，一个单位一个小交换机，68门交换机，相对简单一点，投资小一点。然后下一步就扩展到500门规模的用户交换机，难度稍微大一点，当时在国内是最早的。但其实赚的钱很少，用户也很有限。
我们做了用户交换机以后，又开始做农村电话网交换机，简称局用交换机，才是真正进国家通信大网的。那时候咱们通讯网络分布是五层。从乡镇开始，乡镇是C5，县城是C4，地区是C3，几乎是跟国家行政区域划分一致。那时国家整个大网也不是那么先进，层次比较多，后来扁平化了。我们能够把C5做出来，对于公司来说是个大突破。还记得中兴的第一个客户在苏州，苏州吴江县桃园镇。这个项目是镇上拿50万，给老百姓装电话，把钱交给电信局，电信局跟我们合作，最后设备都归到电信局，产权归电信局。装的500门交换机，给500个用户号，他们就可以打电话了，这是上大网。1991年底，公司从这开始进入高速发展了，我们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能做出局用交换机的企业，对于客户而言，交换机是一个非常刚性的需求。因此当时利润很高，不过同期国外产品的价格更高，每线价格就要四五千块钱，比我们高出很多倍。这样的交换机产品，在当时从市场角度来讲，是最能满足到客户需求的。
编辑部：第一台国产化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技术是怎么突破的？技术领域中兴取得了哪些成果？
侯为贵：中兴花了将近2年时间，找了很多的技术人员来研究。这类技术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突破，慢慢的把系统构建起来。客户实际上的需求，要求设备能达到通信网标准，或者说满足一定的质量要求，同时能够提供可靠的后期维护。只有当你价格实惠且耐用，客户才会购买。技术方面国产设备和进口设备还是有差距的，但就综合性价比来看还是我们的产品更胜一筹。后来95年就能够做到万门规模的交换机了，第一个项目在江苏盐城，这是中兴迈入新阶段的一个节点，开始有了进口替代的能力，逐步把当时主流的国外供应商设备替代。一开始全国各个省用不同国家的进口交换机设备，所谓七国八制，包括富士通，西门子等等，当时航天系统就用的西门子交换机。同时包括华为、郑州信息学院（巨龙）、大唐等国内厂商都做出来万门机，俗称巨大中华，即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就把富士通、阿尔卡特、西门子、美国朗讯等逐步替代了，他们后来在国内就基本上没什么市场了。
中兴从2G的GSM开始投入无线网络和终端设备研发，期间也包括需求很旺的小灵通，到后来的美国标准CDMA。在CDMA领域，中兴从2G做到3G的CDMA2000，代替摩托罗拉成为全球主要CDMA供应商。再到WCDMA（欧洲标准）同时投入力量研发TD-SCMDA。
在交换机设备国产替代进口以后，我们从TD-SCDMA开始自主建立通讯技术行业标准，TD-SCDMA是咱们国家自己确定的一个3G技术标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等国家领导人对此给予了鼎力支持。中兴通讯是当时国家3G通讯技术标准的最主要研发力量，我们是全力投入的，不像有的公司仅仅是虚晃一枪。我们把TD-SCDMA标准做好以后，在全球整个通讯领域，形成中国、美国、欧洲三个行业技术标准了。
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里面慢慢成长起来，从3G开始，然后到4G，4G时代的国际标准又整合了。因为我们有3G时代打下的扎实基础，研发能力增长很快，产品开发速度也很快，逐步超越其他欧美同行公司，4G时代已赶超欧美公司，后来5G完全领先了。
整个通讯行业，过程从1G到5G，1G是由摩托罗拉垄断的，每一代大概有8年到10年，加在一起现在有40年，应该说中国通讯行业还是很不简单的。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通讯行业的市场格局，一开始就是“国内市场，国际竞争”的形式，可以说，中兴从成立之初，就是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我们从一开始的学习、跟随，到后来的追赶并超越，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真刀实枪地杀出来。因为从出生的那天开始，中兴面对的是国际上那些如雷贯耳的技术大公司，是最有名气和实力的，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市场上从无到有，最后把他们彻底打败，这在中国其他有影响力行业还不多见。通讯行业技术含量很高，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各行各业的研发投入，通讯行业是最高的，投入规模很大，国际专利数量也是在所有行业里最多的。我们能够打败国外一些知名大公司，说明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技术研发，包括市场成熟度是非常超前的。
编辑部：中国的通讯设备厂商凭借什么能够打败国际上知名大企业？
侯为贵：主要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当然市场也有很大的难度。比如说电信运营商用我们的东西，但运营商一开始用的设备都是国外的，为什么要选择你的产品？一是产品本身的性价比高不高，其次再加上国家的一些政策支持。
通讯行业是一个民用系统，他是开放的，更新速度很快。通讯技术一直在不断的换代，快速进步，这就有了机会，机会同时也是挑战，8-10年就换一代。我们拥有大量的优秀年轻技术人员，只要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我们的队伍就可以很大，加上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欧美企业实际上做不到有效面对这样的挑战的。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来改变，他们习惯于一种漫长的研发过程，所以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抓住了机会。
在通讯技术领域，第三代我们基本上能拉平，第四代就超越了，第五代就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