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网记者：长春围困战是国共双方在一座城市争夺时间最长、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七十余年来，围绕围困长春战役有若干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史上一桩重大历史事件，海内外关注。为了写好《围困长春》，您查阅了哪些资料？能谈谈您的创作状态吗？
李发锁：对长春围困战，一些档案资料似乎有一些“定式”的说法，要纠正几十年来人们的看法，必须拿出切实准确的证据。在查阅档案方面，我吃了若干苦头，那些文献纸上喷洒过的药粉末被吸入呼吸道，我因此两次住院，如今留下了较重的呼吸道疾病。但我不后悔，因为我为我们的党弄明白了一件事，为关爱培养我的军队，揭去了一块泥点子。我找证据史料依据的原则是，既要有全局的，也要有局部的；既要有上层的，也要有底层的；既要有共产党的，也要有国民党的。总之，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最重要的证据是郑洞国下令（城内有粮时）驱民出城的命令，国民党征兵会议记录（市内实有人口的证据）。
写这本纪实文学，缺少一个人物或情节时，不能遐想虚构，要下苦功去寻找，半点差错也不许有，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在死死盯着你。为什么一本书写了5年？其实写作时间就8个月，而找证据达500天以上。有时十天半月找不见一条管用的资料。这5年间，我一直处在焦虑忧郁的折磨中。
李发锁 中国军网记者杨晶 摄
中国军网记者：《围困长春》本来计划一年半到两年完成，写到一年半时，遇到创作瓶颈，写不下去了。这时困扰您的问题是什么？您又是如何解决的？
李发锁：写作中最困扰我的是两件事。一是死了那么多人，责任在国共哪一方？明知道国民党杀民养军，我找不到有利的证据啊。于是下决心找到最能说明事实的证据，如上所述那样。找证据使我体会有二：第一，纪实文学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找出来、走出来、翻出来、问出来的贴切；第二，纪实文学与其说是脑力劳动，不如说是体力劳动更合适。
二是证据终于找到，写了一年半，竟然写废了，写不下去了。根本原因是自己理论功底薄弱，写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光有证据事实还远不够，必须有厚实的战争理论基础作支撑。于是我搁下笔，恶补战争与军事理论经典著作。研读列宁、毛泽东关于战争的论著，研读古人的《战略考》、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有美国学者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等。这些著作教给了我两方面理论知识，一是如何用大历史观剖析战争，二是如何厘清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非正义）。光有理论功底还不够，还要有相当数量的战例做补充。比如，我曾陷入围困战围困敌军为何不让百姓出城的泥淖。于是我研究了古今中外22个围困战例，终于弄明白了围困战的实质，弄明白了我军为了不让老百姓饿死，宁愿自己损失军事利益，打破战场惯例，施放并救济百姓的事实。总之，解决写作瓶颈，不仅仅靠吃苦与毅力，还要靠努力学习，提高理论功底与眼界。
李发锁寄语 中国军网记者杨晶 摄
中国军网记者：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处理上，您是怎么认为的？
李发锁：拙作出版后，很多媒体用“真实”二字进行评介。我认为这是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肯定与鼓励，从某种意义上讲，胜过任何奖项。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是人类生存发展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民族优秀传统；历史是物质的存在，获取历史真谛的钥匙只能是唯物的求真务实，而不能是唯心的虚无臆断。作为一个书写历史的作家，追求真实不仅是作家的道德底线，而且是作品生命力的第一要素。检验作品生命力的唯一尺度是时间。写作中我时常问自己，《围困长春》你能经得起岁月的洗礼吗？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后的人还会记得你所写的吗？要想锻造一部“记得住”的作品，我就要老老实实地写准写真写好每一个字！真实即力量，真实应当是作家的毕生追求。
中国军网记者：在本书的创作中，您着力破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您如何评价长春围困战役？
李发锁：写作中我着力探寻两个问题。一是70年前长春围困战的真相，纠正长期以来似是而非、甚至颠倒黑白的说法，还历史以公道。二是着力探求为什么短短3年看似强大的国民党就被共产党打倒了？这个世界级的斯芬克思之谜，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意义。长春围困战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争策略选择。战争有其自身法则，禁止一切军民出入战场，符合战争法则要求。除非不想解放长春，不想解放全东北，不想解放全中国。古今中外，很少有优势部队中途终止围困的，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围城期间“三放”百姓15万多人，接过了国民党军转嫁的“食口”包袱，宁愿自己受损失，也要救民于水火，是真正的仁义之师。从军事上看，围困长春是毛泽东的一个大战略，他曾告诉林彪，长春越晚打下来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牵制沈阳一部与大部敌人。长春特殊的战略地位，犹处围棋上的“眼子”，左右整盘棋的走向。事实证明，长春城下不足一月，东北全境即告解放。
长春解放纪念碑（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页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