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7月中俄两国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两国关系呈现出稳步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被双方领导人称之为“历史最好和最有成效的时期”与“非常良好的时期”。[1]此间，双方高层互访不断，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得了巨大成绩。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以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原则为基础，以不针对第三国为宗旨，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密切合作，令当代国际社会所瞩目。
但当我们为当前中俄关系现状感到由衷欣慰的同时，静观两国关系的各个层面，却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俄关系发展过程中，两国政府间、领导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两国的民众情绪。中国—俄罗斯，究竟是战略协作伙伴，还是潜在的敌人？这是令两国诸多民众所感到困惑的问题。
对中国民众而言，自近代以来，沙皇俄国侵华的历史是一个在心理上很难抹去的阴影。许多具有一定历史知识，但对中俄关系历史沿革缺乏了解的中国人，头脑中始终有一种何时收回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潜意识。[2]
同样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俄关系的发展和两国民间交往的增加，促使俄罗斯国内少数“右翼”势力的排华情绪严重。部分政治家、学者歪曲中俄关系的客观历史和现实，散布和鼓吹“中国威胁论”；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觊觎俄罗斯远东的领土”；“中国对俄罗斯进行人口侵略”等。[3]尽管这些言论在俄罗斯主流媒体中不占有绝对地位，但其潜在的影响深远、巨大。如果我们在发展新世纪中俄关系中，只强调其政治意义，重视其经济利益，而忽视两国民众的情绪，势必会影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稳固性。
一 关于中俄关系的早期历史
我们认为，中俄关系的历史，首先是两大民族交往的历史，但不可否认，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出现过不平衡阶段。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两国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不仅明确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即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俄称斯塔诺夫山脉）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4]，同时也为两国未来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从《尼布楚条约》的核心内容来看，该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5]尽管在此前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俄国哥萨克武装分子波亚科夫（1643－1646年）、哈巴罗夫（1650－1653年）、斯杰潘诺夫（1652－1653年）等对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达斡尔人居住地进行多次骚扰，武装占领[6]，但客观的看，此时的中俄关系还是处于一个由相知，到产生矛盾和平稳发展的阶段。
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段边界“由沙毕纳伊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期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7]结束了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近40来两国围绕中段边界产生的诸多争议问题。1728年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不仅将上年度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有关边界内容纳入其中[8]，同时还规定了两国官商贸易的原则：“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超过二百人，每间三年一次”。对于中俄民间贸易活动，该条约首次做出了具体规定：“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9]该条款为后来中俄民间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由此，俄罗斯在1728年建造了恰克图贸易市场，中国遂于1730年在恰克图边境设立了买卖城。恰克图贸易对中俄早期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恰克图条约》第五条内容，对后来中俄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该款规定：“在京之俄馆，嗣后仅止来京之俄人居住。俄史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造庙。现在住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遣三人，于此庙居住，俄人照伊规矩，礼佛念经，不得阻止。”[11]据该条约俄文本记载，中国方面还将接受六名俄国学生来京学习满、汉文，居住俄馆[12]。正是以上述条款为基础，自1715年至1864年间，在俄罗斯先后向北京派遣的十四届布道团成员中，出现了罗索欣、列昂季耶夫、俾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一批俄国著名汉学家。[13]他们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文化、传统道德的经典著作翻译，并介绍到了俄罗斯，让俄罗斯人民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邻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创立了今天俄罗斯历史学研究中富有特色的“汉学”学科。
但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武装侵略，沙皇俄国政府也随之强化了自己的侵华政策。特别是在穆拉维约夫1847年就任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后，沙皇俄国的侵华活动愈演愈烈。一方面，他们完全否定《尼布楚条约》关于中俄边界的主要条款，俟机向中方提出领土问题，要求将整个黑龙江左岸归属俄国。[14]另一方面，他们利用中国清朝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采取巡边管理措施的薄弱，以各种优惠政策和待遇向黑龙江流域迁移大量俄国移民[15]，采取实际占领，并在当地组建哥萨克军事组织。[16]在此期间，沙皇俄国政府假借俄中友好之名，采取武力恐吓手段[17]，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在1858年5月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沙皇俄国获得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吉林省所有海岸线，及海参崴出海口划为中俄双方共管。[18]
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以普提雅廷为首的另一班人马，利用1858 年4月英法联军舰队进抵白河口外，直接威胁京津两地的机会，一方面代表本国政府与中国清朝政府代表就中俄边界问题、通商问题进行谈判；[19]另一方面以“调停人”身份活动，向英、法联军献计献策，怂恿英法联军攻打大沽，[20]迫使中国清朝政府与沙皇俄国政府在1858年6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如同其它西方列强一样获得了在中国的单方面贸易特权。[21]
由于沙皇俄国在《天津条约》中就边界划分问题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22]因此它在1859年派遣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前驻英国陆军武官伊格纳季耶夫（旧译伊格纳缇耶夫）出使中国。伊格纳季耶夫出使中国表面上是为了履行《天津条约》期间，普提雅廷向中方许诺的提供来复枪一万支，大炮五十门，及派遣各类军事教官的义务，但实际上却是为逼迫中国清朝政府割让整个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当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拒绝了俄方的“善意”后，伊格纳季耶夫迫于无奈，改换公使职衔于当年6月进入北京。面对伊格纳季耶夫对北京的到访，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肃顺指出：“天津条约批准事宜业已完成，军械及教官一事中方已经拒绝，新任俄国公使在京无事可做，其应尽快离京回国”。但伊格纳季耶夫辩称：“其此次前来北京的目的，是根据《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和其它诸条约解决俄中一切之问题。”[23]
面对中国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有关《瑷珲条约》完全无效，所签订该条约的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俄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