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云南梅里雪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登山事故，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十七名队员遭遇雪崩，全部遇难。这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梅里雪山也成为人类唯一无法登顶的山峰。
事故发生后，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方搜索。搜索队伍中一位名叫小林尚礼的日本登山队员，更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为了让山难队友们的亡灵回到亲人身边，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体。《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就是小林尚礼多年艰辛搜寻的记录。
文 /小林尚礼
1998年7月，距离山难七年之后，中国方面传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
“梅里雪山的冰川上发现了登山者的遗体！”
学士山岳会的同仁们一时不敢置信。
7月18日，明永村的村民在冰川上放牧时，发现了横陈在冰川上的遗体。这个消息迅速被报告给昆明有关方面，德钦县公安人员和云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张俊立刻到达现场，确认了是登山队员的遗体。发现遗体五天之后，中国方面联络学士山岳会，通报了该消息。
因为登山队遇难地点是在明永冰川的源头处，所以原本人们以为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遗体可能会被冲入下游的澜沧江里。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仅仅七年后遗体就出现了。喜马拉雅山脉周边的高山上，出现失踪人员的遗体这种事情是极为罕见的。
明永冰川。右上侧的冰瀑落差有近千米。下面皱褶的雪原就是发现遗体的现场。
虽然一时间难以相信，但在收到联络的四天之后，由四人组成的日方收容队就被派往当地。我毫不犹豫地志愿报名加入收容队。在去向公司请假的时候被告知：“请递交辞呈后再走。”但因为时间仓促，我当天就出发前往京都。两年前的登山之行深受公司领导的关照，此时我却在不得已中再次给他添了麻烦。
7月28日，收容队成员们带着三百多公斤的装备前往关西机场。意外的是，居然有数十位记者和五六台摄像机在那里等我们。这让我们对此事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当天夜里抵达昆明。见到张俊，看到了从现场带回的遗物。瓦楞纸箱里塞得满满的那些东西，毫无疑问是“他们”的。有不少遗物上有署名。笹仓的笔记、广濑的护目镜、工藤的高山帽……还有永远停在了01：34的手表、显示海拔4900米的海拔测量仪。这些东西湿漉漉的，散发出异味。相机和对讲机在强大的外力下已经损坏了。确凿的证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遗体被发现一事的真实性。
次日，我们忙着做出发的准备、开会商议等，傍晚又接受了记者采访，遗物被公开。
7月30日，中日联合收容队从昆明出发。队伍里有日方四人、北京方面四人和昆明方面五人。第二天到达德钦后，德钦方面又有两位成员加入。
8月1日，我们前往发现遗体的明永村。进村的路汽车无法通行，我们在澜沧江桥下了车，将行李装到在那里等待着的数十匹马背上。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大概爬了一个小时，我们到了村子里。
明永村
村子的入口处，人们用看西洋镜般的眼光看着我们，他们都是信仰这座神山的藏族人。
村子的中央有一条简陋的水渠，似乎引的就是冰川融水。这个村子里的人们饮用的，正是发现遗体的明永冰川的水。
我们被安置在村长家楼上，这是一个四处漏风、泥土地面的屋子。看起来我们并不受欢迎。两年前，在澜沧江桥上阻拦登山队进山的，正是这个村子的村民。
我们向发现遗体的三位村民询问情况。他们告诉我们说，在山上放牛回家的途中想去采些草药，就在找寻草药时发现了暴露了在冰川上面的遗体和遗物。当天，我们商定好第二天怎样开始的工作步骤后就休息了，完全不知道那天晚上村里的长老会议一直开到了深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被告知无法在原定的时间出发。据说是因为水源污染的问题和村民发生了争执，村民要求我们对此事负责，并支付赔偿金。两年前在雨崩村被拦下五天的事情尚记忆犹新。德钦县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高虹主任与村长谈了几个小时，最终结果是我们先上冰川，张俊和县长留下来与村民协商。不管怎样总算是可以出发了，大家心中多少有些释然。我们拜托了村里的数十人帮我们背装备，上午10点才从村里出发。收容队里中日两方的人员一共有十三人。
沿着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溯流而上，在树木中间逐渐出现小山一样的冰块，这是明永冰川的末端，海拔2650米。在翠绿怡人的风景里突然出现这样的异物，我们都吃了一惊。冰川的表面因覆盖着沙土和朽木，颜色发黑，透着野性和粗犷。
遗体搜寻现场
我们爬到冰川上面，在砾石和沙土上能看到模糊的足迹，但走起来仍很费劲。冰块又高又陡，我们只好换走岸边，但前路上又出现了岩石。想要再回到冰川上并不是容易的事。冰川和岸边中间隔着宽且深的沟壑，极难越过。如果抬着沉重的遗体下山，一定需要用很长的时间。
我们艰难地往上爬了五个小时，看到右岸缓坡上有片宽阔的草地，适合扎营。我们就在这个海拔3400米的地方安置了基地营。眼前的冰川上有很多形状奇异的冰塔，不时伴着巨响声崩落。
遗体收容队的基地营
8月3日，从基地营出发，在山麓陡峭的林带里往上攀登。待迂回到冰川，看到眼前的冰川冰隙纵横，鬼斧神工。海拔3600米，这段属于明永冰川中游的仅有的平坦地带就是发现遗体的现场。再往上就是落差上千米的大冰瀑。冰瀑的上端被浓密的云雾遮盖，什么也看不到，但那里应该就是十七人失去联络的三号营地原址了。
眼前的景物让我们深感震撼，我们开始准备上冰川。冰川上不时有冰块融化崩塌，发出阵阵“咔嗒咔嗒”声，形态复杂的冰隙无处不在。我们需要沿着数十米高的岩石走到下面去才能到达冰面上。我们装备了全套的登山设备，开始垂降。这过程中，我们慎重选择前进的路线，小心地通过冰块崩塌的地带。走出这片区域，就是宽阔的冰原了。
我们被来过现场的人带领着往冰川上游攀登。在纵横的冰隙当中左躲右闪地前进，终于看到散落在冰面上的蓝、红各色物体，那些是冲锋衣和帐篷的碎片。继续走，又陆续看到背包、登山靴、手袋等物品。遗物七零八落，散乱且多。就在其中，看到有一件衣服，里面明显包裹着什么东西。
那是一具遗体。一部分被睡袋包裹着，并不完整。
不知何时开始下起了冷雨，抬头看前方，冰瀑就矗立在眼前。十七位遇难者就是从那里顺着巨大的冰瀑，自大山的怀抱中跌落下来的吧？这个过程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就好像是神山将不洁之物倾吐了出来。
遗体通过冰瀑到达冰川上面，早已残缺不全。在冰川融化、冰冻的反复循环中，亦未能保存整洁冰封的模样。有点像是发霉的木乃伊。它们并没有很强烈的腐臭，而是有一种失去弹性的干燥物体的臭味。
虽然遗体已经面目全非，但我们却感受到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怀念。他们是我在山岳部的时候，曾朝夕相处的朋友啊！
“你们终于回来了啊。”
在查验一具具的遗体时，我轻声对他们说。
属于他们的时间，完完全全地停滞在了七年前。有一个遗体手指的姿势似乎是想抓住什么东西，这个姿势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生命的强烈执念。登山是为了感受生存，死亡当然不是出于本意。
当天，我们发现了十具遗体和大量遗物。从其中一具遗体衣兜里的信件内容判断，他应该是儿玉裕介。儿玉是比我高一届的师兄，在我为是否退出山岳部而苦恼的时候，正是他教我认识到了登山的真谛。
下午，将确认的遗体和遗物收捡好，集中在了几处。雨势大起来，身上冰冷彻骨。遗体和遗物一共装了二十个塑料袋，我们决定明天将其搬出冰川。下午6点半，我们返回了基地营。
8月4日，按前一天的路线再次去往现场。早晨天气不错，梅里雪山的顶峰在冰瀑上部的云层中若隐若现。
这一天集中搬运遗骸。我们在冰川上固定了全长200米的登山绳索，经过六小时，将所有的遗骸和遗物搬到了冰川岸上。虽然遗骸看起来很小，似乎只是灵魂蜕弃的空壳，但却出乎意料的沉重。
昨天开始的与明永村民的交涉还在继续。在冰川上作业的队员，也不时地用对讲机参与交涉过程。今天总算达成了共识，村民答应帮我们搬运遗体和遗物。
8月5日清晨，有很多村民上来。其中有数十人从基地营旁边走过，直接去到冰川边，将昨天收集的遗体和遗物搬运下去。村民们用木棍抬着装遗体的袋子，很小心地避免袋子接触到自己的身体。显然他们很嫌恶这些因为爬他们的神山而死去的人。脚下的路很不好走，但村里人下山的速度奇快，明显是不想在这些遗物旁边逗留太久，巴不得快快结束。我们很担心下山的路况如此恶劣，会不会出现危险，但好在无一人受伤。四个小时后，所有的遗体和遗物都被搬运到了澜沧江桥边。
当天，收容队带着遗体和遗物返回了德钦县城。晚上请藏族协力员林文生、斯那次里的遗属吃饭，多位与搜索工作有关的人们也都参加了这次晚宴，非常热闹。林文生的妻子依然年轻美丽，一开始显得有些拘谨，适应了现场的气氛后倒也不时露出微笑。
8月6日，早晨6点从德钦出发，载着遗体和遗物的汽车行驶十八小时之后进入藏族文化圈之外的大理城。夜里12点开始在火葬场进行验尸，直到凌晨2点钟过后才到了宾馆。
8月7日，在大理火化遗体并举行葬礼。找到的十具遗体中，有五具遗体依靠其衣服的特征等标识确定了身份。他们是近藤裕史、米谷佳晃、儿玉裕介、宋志义和孙维琦。
中午时分，遗属们从日本、北京、昆明和德钦等地赶来，葬礼在下午举行。火化后的骨灰以及有署名的遗物由遗属带回。德钦的两位遇难者的家属大声恸哭的样子令人心痛，她们的悲哭声久久回荡在殡仪馆内。
“从山难之后已经七年，今天终于真正了结了。”抱着骨灰盒的日本遗属这样说。这句话让我得以重新思考逝者的遗体所承载的重量。也正是这句话，支撑着我走过了后面多年的遗物搜寻工作。
两天后，收容队和日方遗属们同机回国。
回到日本之后我马上回到公司，只是我的心思已经全然不在这份工作上了。这次的遗体收容工作，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之前一直模糊不清的未来目标，一步跨越成了坚定的人生意志。
“活着就一定要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我要以摄影为媒介，去贴近自己向往的生活。”我开始这样想。这一年年底，我正式告别了一直对我关照备至的公司，决定做一名以摄影为专业的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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