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你的阅读史里，有没有读过一些被翻译毁掉的经典图书？能给我们讲一些例子吗？
阎克文：我最近和浙大一个读书研讨班一起读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一开始用了韩水法的译本和李秋零的译本（李秋零的译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韩水法的译本是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商务印书馆又出了一遍），结果我们没读两页就读不懂了。我觉得是译本有问题，于是就去找德文原著对照着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个译本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胡说八道。
类似的经验当然还有。1997年出版的《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本，他在译后记里声称是从德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同时也参考了京特·罗特的英译本。但是，我慕名而去，慕韦伯和这本书之名，却基本看不懂。那时我还不会德语，我就将英译本和中译本对照着阅读。结果发现并且断定，这位译者根本不懂韦伯，基本是把德国字生硬地堆砌成了中国字，导致了你能读懂德文原著却基本读不懂中译文。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这个译本。
按说，林荣远的公务德语是不错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上了解韦伯。在批评文章发表后，时任商务印书馆译作室主任王明毅就找我来翻译《经济与社会》。我对他说，我不敢翻译，而且我当时还不懂德语。他让我从英译本翻译过来。迫于无奈，我花了五年翻译了《经济与社会》。由于其他原因，这个译本放在了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出了，我个人感觉，大体上能读了，因为我确实在竭尽全力忠于英译本。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但是很不幸，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京特·罗特参与翻译的英译本是欧美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译本，后来我能读德文原著了，结果发现，从形式到内容，英译本对原著的忠诚度都很令人失望。这意味着我作为中译者，也等于在一定程度上跟着英译本误导了中文读者，内心十分不安，甚至有一种罪感。现在我正在按照德文原著重新翻译。
新京报：除了刚刚说的译者不了解韦伯之外，你觉得造成翻译乱象的原因还有什么？
阎克文：还是以韦伯著作的翻译为例吧。我感到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些译者在主观上就根本不负责任。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追逐名气、地位、报酬还是确实对原著感兴趣，但我们必须从客观结果上说，这些译者对翻译质量是根本不负责任或者负不起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硬干，不出劣质产品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信服一位学术大家和教育行政领导人的说法：我们的读者被中译本蹂躏已久了。
这让我想起了1987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韦伯非常不了解，我们倒是能理解译本的缺陷。译者恐怕当时也是不怎么懂韦伯的，甚至不懂的地方就干脆不译了，而且居然还将韦伯原著的注释全都抹掉了。其实，韦伯有一个习惯——在正文里没说够的话，会在注释里说。有时候，韦伯的注释相当于一篇论文。
不过，我当时读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感觉比《经济与社会》好读多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看不懂，我只能严厉地责怪自己“智商低”。后来，我想起来，这本书是由英文版转译过来的，那我为什么不直接读英文版？读了英文版后，发现原先看不懂的地方都明白了——不是韦伯不会说话，至少是中译者不会说话。于是，我也重新翻译了这本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国]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英译本是帕森斯译的。帕森斯的译本非常可靠，与德文原著的出入不是很大。相比之下，《经济与社会》的英译本都可以被看作译者和韦伯合著的新书了。这还是社科经典名著，其他的著作就可想而知了。
新京报：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学术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呢？对于译者来说，怎么样才能做好翻译？
阎克文：要负责任地翻译经典著作，恐怕首先要以做研究的态度去译。这意味着译者要对原作者本人的思路、脉络有结构性的认知，并对原文的方方面面有比较深度的了解。这样才能译得靠谱。翻译表面的文字是很简单的，但文字背后的知识含量、思想含量和逻辑脉络并不简单。若译者不用心琢磨就去翻译学术著作，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顺便说说，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休谟《英国史》刘仲敬译本也是一个糟糕的案例。《英国史》是休谟的名著，在学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我曾想过翻译这本书。但我没把握，因为休谟用了很多古英语。其实，你要对照一下英文原著和刘仲敬译本的话，很容易就能发现，刘仲敬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这本书应该署名为“休谟与刘仲敬合著”。但他的很多粉丝却都在无条件地吹捧这个译本，后来，在2014年12月，一个挺有名气的所谓学者还在《中华读书报》大肆抬举这个译本，确实令人绝倒。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重新翻译韦伯的著作。因为市面上韦伯著作的中译本，95%以上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英译本本身问题就很大。《经济与社会》的英译者还是想向读者介绍韦伯的。但是，译者京特·罗特说，为了照顾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他对原著做了调整。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将德语长句按照英文读者熟悉的句式作出改动，以方便读者理解，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学术与政治》的英译本也是这样，再加上中译者们都不懂德文，他们根本无法参照德文原著进行翻译，就算尽心竭力，也只能跟着英译本中的谬误亦步亦趋，对中文读者的误导就可想而知。我已经重新翻译了《学术与政治》，很快就要出版了。到时，读者就能明白这个版本和其他中译本的差别是不是很大。
韦伯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措辞是相当严谨的。韦伯还是个经验理论大师，他的所有理论都来自经验现实，他“不玩”玄学。从这个角度来说，韦伯的语言风格是相当平易近人的。当然，韦伯的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密度很高，这需要我们用心体会。我不认为韦伯的语言晦涩抽象。韦伯的抽象是将经验进行归纳之后的抽象，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对原著做出大幅度的调整，是不能被原谅的。
马克斯·韦伯
所以，我一直想直接从德语翻译韦伯的著作，这样能降低信息的流失和信息失真率。做翻译这个行当，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从主观上竭力做到尽量不出硬伤。
这个想法已经开始实现了。浙大成立了韦伯著作翻译与研究中心，由我来主持工作。从2023年5月开始，我们就系统地从德语直接翻译韦伯的著作。我修习德语十多年了，看韦伯原著的问题不大。此外，浙大是国内除中央编译局和国家图书馆之外第三家购置韦伯原著最新版全集的机构。这个翻译的工程量很大，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总体来说，我觉得译者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训练：知识训练、思想训练和技术训练。就是说，译者需要积累经验。所以，我对我们翻译团队的要求首先是德语可靠；其次，译者至少要有一门学科背景，不管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或语言学，只有受过相对比较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才可能胜任这个工作。再次，译者的中文水平也要说得过去。在“信达雅”中，我们要求至少要达到“信”和“达”。这需要译者积累经验，也需要译者加大阅读量，深入了解原作者涉及的领域和范围。
因此，做学术翻译，除了技术素养之外，还特别需要个人的内在志愿和信念，否则就干脆不要做。做社科学术翻译钱挣得不多，而且，学术考核体系目前还没有把学术翻译当回事。假如想捞好处，就不要干学术翻译。不然肯定会对译文不负责任，这种事我们还见得少吗？在我自己有限的阅读范围来说，到目前为止，至少60%以上的译本根本不值得一看。
新京报：那你觉得出版社方面在翻译乱象当中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阎克文：“应然”和“实然”是两回事，“应然”的东西有很多，但很多时候对许多出版社来说，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吉林出版集团之所以出版《英国史》译本，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希望借该名著给自己“壮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出版社总得负点责任吧！我曾给吉林出版集团总编室打电话说，你们胆子真大，这种书都敢出版。他们说，他们也知道这个译本有问题，但是译者名声大，这本书的名气也大。为此，吉林出版集团专门成立了一个编辑小组，专门负责编辑这个译本。但后来，刘仲敬带着人上门警告出版社：他的译本一个字也不能改。所以，这到底是出版社的责任还是译者的责任呢？
至于大牌出版社就不太好说了，原因恐怕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