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特·迪士尼去世几个月之后，“文明演进的游览转车”入驻了迪士尼乐园，观赏完旋转发声机动人偶秀，游客就直接被带到上面一层参观“进步之城”，即华特的艾波卡特的大型模型。模型以1/8英寸比1英尺的比例建成，面积达6 900平方英尺，含20 000棵微型树木、4 500栋带有内部照明的建筑和1 400盏可用路灯，每盏高约一英尺。
艾波卡特项目便止于这套模型。迪士尼去世后不久，马文·戴维斯记得：“卡德·沃克、比尔·安德森、罗伊·迪士尼等人召开了大型会议……一直是我跟华特在共同筹划佛罗里达项目，华特只把这项工程交给了我一个人。会议在一个大房间进行，我尽我所能地陈述了华特的构想。我准备了大量材料，向与会人员展示艾波卡特的面貌和华特的理念。汇报完毕坐下之后，罗伊转过身看着我说：‘马文……华特已经不在了。’他是想说忘记华特做过的事，重新开始……原计划娱乐元素不强，考虑到这个问题，罗伊才做出如此决定，他知道华特的艾波卡特不会具有太大娱乐价值。”
范阿斯代尔·弗朗斯写道，华特·迪士尼的去世，“对家人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一位可爱可敬但又独断专横的父亲”。他的描述无疑让人想起伊莱亚斯·迪士尼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同大多数遭遇类似情况的家庭一样，家人最初沉浸在悲痛之中，接着强忍悲痛完成逝者遗愿；然后，渐渐地，开始怀疑先人的要求是否合理。
有些工程马上进入尾声，最简单的做法便是执行父辈遗愿，比如迪士尼乐园的“加勒比海盗”，这处景点于1967年春迪士尼去世几个月之后开放。至于《明日之城，1966》，迅速完成制作至关重要，因为需要在1967年年初拿给佛罗里达立法机关查看。
宣传片完成了它时下的使命，佛罗里达立法机关按照华特·迪士尼制作公司意愿，承认了迪士尼这处产权的合法地位；然而，艾波卡特的前景却越发令人担忧。“这构想很棒，但它属于华特，”马蒂·斯克拉说，“只有华特·迪士尼能说服企业予以支持。我们手上现在只有佛罗里达27 000英亩土地，而且公司管理层对WED的人才一无所知。”
迪士尼高层多数人都不熟悉WED。斯克拉说：“罗伊·迪士尼来过我们办公楼一次，［华特·迪士尼制作公司的］高层卡德·沃克和唐·泰特姆来过一两次。我的意思是，这是华特的领地。”尽管去世前两年迪士尼已同意将WED卖给华特·迪士尼制作公司，这家公司仍是他的私人属地，艾波卡特仍是他个人的项目。“最初人们就清楚，没有人能领会他对艾波卡特的构想。”斯克拉说，“不过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在佛罗里达建另一座有配套酒店的迪士尼乐园。”
1969年5月，第二座迪士尼乐园建设项目（又称奇幻王国，是宣传人员为迪士尼乐园起的别名）最终以“华特·迪士尼世界”之名动工，并于1971年开业。十一年后，名为“艾波卡特中心”的主题公园开放，但是与华特·迪士尼的未来之城毫无相似之处。这座新艾波卡特正像一场永久性的世界博览会，是国际展馆和工业展览的大杂烩，仿佛保留原名只是为了让迪士尼灵魂安息；考虑到华特·迪士尼本人对纽约世博会的不以为意，这样更显得讽刺。
迪士尼最后几项大型工程中，又有一项最终石沉大海。他对矿物国王的规划一直存在缺陷，因为需要联邦和州政府的双重支持，而在塞拉俱乐部针对山谷规划提起法庭诉讼之后，官方支持慢慢化作泡影。迪士尼的继承者既担心项目存在争议，又缺乏他具有的那份热情，而且对度假村经济前景缺乏信心。最终他们放弃了矿物国王项目。1978年，这个山谷并入了红杉国家公园。
迪士尼晚年热心的事情，只有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得以幸存。他将税后财产的45%留做公益事业，其中95%划拨给加州艺术学院，学校最终得到大概1 500万美元。问题是，他没有详细指出这笔钱该如何使用，也没对学院发展方向提出要求。结果，学院管理者以他的名义撤除了乔纳德，完全改变学院定位，并摒弃了乔纳德鼓励学生打磨传统技艺的教育理念。
1970年，加州艺术学院临时校区开放，成为全美激进主义和学潮运动的又一沃土。罗伊·迪士尼及家中其他成员，虽然尽职尽责地监管着华特如此看重的这所学校，却失去了压制动荡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将其推给南加州大学或其他某所大型院校。罗伊·迪士尼的夫人爱德娜认为，学院工作加速了她丈夫的去世（罗伊·迪士尼于1971年12月去世）。 不过，同其他大学一样，加州艺术学院随后十年里也渐渐复归平静。
1966年4月，学院选址再次改变，搬到另一座“新城”——洛杉矶北部的巴伦西亚。1971年，学院开放，规模与之前让米勒德·希茨和马克·戴维斯颇为震惊的校区规划不相上下。加州艺术学院延续至今，下设各类艺术分院，拥有1 200名在校学生。尽管培养出众多杰出校友，但将各类艺术专业齐聚一处，无论在艺术造诣方面，还是按照“幻想工程”的标准，都没有收到独特突出的成效。
在华特·迪士尼制作公司内，华特·迪士尼的影响不出意料地延续了下来，工作室继续出品了一系列笨拙而平淡无奇的“家庭”喜剧。这些电影的制作者明显感受到迪士尼对自己手脚的束缚，其程度与他在世时并无差异。
温斯顿·希布勒负责“真实世界历险记”的编剧和旁白，后来升任真人长片制作人，他记得在喜剧《蠢狗记》（1966年）拍摄期间，曾找迪士尼讨论某个问题，迪士尼当时已经通过了拍摄剧本。“华特说：‘听着，我很忙，难道制片人不是你吗？’当天晚些时候，华特打电话问我们在露天片场做什么。我说：‘我们将露天拍摄这部电影。’华特说：‘我认为应该在室内拍。’又讲到当时的时令，等等。于是我们决定在室内拍摄。开拍第一天，我在片场，华特也来了，拍拍我的肩膀问：‘外面怎么了？’千真万确，外面在下雨。华特对事情的常识判断能力太强了。”
不过，希布勒没有说，《蠢狗记》电影本身“只有犬类搞破坏的三个片段有趣味性。其中一段是一只大丹犬和一群腊肠犬大闹画家工作室，这位画家不是行为浮夸的喜剧角色，而是由迪安·琼斯扮演的真诚友善的男主角。如果故事的主人公是他的员工，迪士尼无疑会为他们遭遇犬灾而感到痛惜，更不会认为这种情节有趣；然而，时至晚年，他的电影里充斥着程式化的由动物制造的混乱搞笑的情节。希布勒和其他迪士尼真人电影制片人戒不掉这种省力省心的情节设置习惯，所以华特·迪士尼去世之后，这些人制作的电影甚至比迪士尼最差的作品还不如。
工作室真人电影乏善可陈，影院表现也愈加低迷。1984年，华特·迪士尼制作公司管理层进行重大调整，罢免了迪士尼女婿罗恩·米勒的职务。此前，米勒曾继任岳父执行制片人职位，是电影制作的最终决策者，同时也是公司总裁。迈克尔·D.艾斯纳成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2005年，罗伯特·伊格尔经过类似一番动荡，接替他成为CEO。两次换届中，罗伊·迪士尼的儿子罗伊·爱德华·迪士尼都采取过行动反对在任CEO。
今日的华特·迪士尼公司，比华特和罗伊时代壮大了很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54年的时候谁能猜到，ABC电视台会成为迪士尼的财产？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华特·迪士尼奠定的根基没变，以他命名的这家公司仍然在他本人最感兴趣的领域保持着强势地位。在这方面，高层的风云变幻并未对公司造成任何影响。
华特·迪士尼去世四十年后，迪士尼的公园不仅出现在了佛罗里达，也扩展到了欧洲和东亚地区。每一座新建的奇幻王国都以第一座迪士尼乐园为样本，每座公园只有在其力求达到华特·迪士尼心中的完美时，才变得有意义。如果设施设计拙劣，员工态度冷漠，洗手间脏乱，公园游客自觉不自觉地，都会觉得这不仅让人恼火，更是对华特·迪士尼的明确意愿的违背。
然而，华特·迪士尼对自己创立的公司保持的牢固持久的控制，仍是通过他制作的动画电影实现的。游乐园里，不仅游乐设施，包括身着戏服的员工都能让人联想起电影中的动画角色，这些角色遍布各处，不断扩大着迪士尼的影响力。实际上，“迪士尼”三个字就代表着米老鼠、唐老鸭等角色，以及《白雪公主》《小飞象》等长片。华特·迪士尼去世之后，迪士尼公司制作的动画长片始终在与他本人制作的那些经典作品竞争，虽然时有成功，但多数都略逊一筹，而这些电影的制作人都困在华特建造的这座豪华牢笼里：华特期望，动画长片将永远专为儿童制作，至少必须易于儿童理解。这座牢笼仍约束着当代最佳动画电影的制作者，这些计算机动画电影由皮克斯公司制作，华特·迪士尼公司发行。迪士尼本人和他的继承者，都先后对迪士尼的艺术品进行了商业化利用。将优秀的影片转化成经久不衰的商业制成品，已然意味着丰富情感的流失；因而，在出卖这些商品时，必须反复强调“快乐”“梦幻”等词汇，以弥补商品所缺乏的感情价值。在众多冠有迪士尼名字的产品中，分辨出哪些是货真价实、有价值的，哪些是拙劣模仿、无价值的，在迪士尼生前早就已经是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因为太多人的既得利益，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辩护者，靠的就是结合“迪士尼”元素。
自去世后，华特·迪士尼本人也成为一个迪士尼角色。1981年，华特·迪士尼制作公司用4 620万美元公司股票交换了瑞特劳公司所有股票，这所家族企业不仅拥有迪士尼乐园的窄轨铁路和单轨电车，还拥有迪士尼的署名权。对该公司名称包含迪士尼的名字，或迪士尼三个字出现在他制作的电影、电视节目中，从未存在任何争议，但瑞特劳享有华特·迪士尼制作公司署有迪士尼姓名的授权产品版税收入的5%。
相对于亨利·福特等人物，华特·迪士尼这个名字和他本人对公司业务的参与度更高。“迪士尼”这个名字一直没有像“福特”或是许多别的公司创始人的名字那样成为通称，这不难理解，毕竟华特·迪士尼对他公司产品的影响仍然非常大。他的名字被频繁援引，这在其他大型公司非常少见。2001年，公司CEO迈克尔·艾斯纳说：“你想知道我们公司的灵魂和发展方向是什么？我始终致力于成为一座桥梁，将华特·迪士尼制作和创造的成果传承给下一位秉持同样理念的人，那个理念是：‘演出开始了。’让我们天真下去。我们是一家天真的公司，让我们永远天真下去。”
奇怪的是，华特·迪士尼的名字不断被提及，他的“梦想”和“远见”不停被颂扬，而他本人却变得越发不真实。2003年，迈克尔·布劳吉说：“跟学生交谈时，我让他们举手回答……谁是华特·迪士尼？他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一个虚构人物？多数回答都表示他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从未真正存在过。”迪士尼的家人在缅怀逝者时，更是将其虚化成贝蒂·克罗克似的人物。迪士尼仍在世的女儿黛安·迪士尼·米勒赞助了关于父亲的一部电影、一本书、一张光盘和一个网站，但内容多在表达景仰之情，启发性不强。罗伊·迪士尼的儿子罗伊·爱德华·迪士尼则美化他的叔父（尊称他为“伟人”），用以打击在华特之后领导迪士尼公司的继任者，包括他堂妹的丈夫。
对迪士尼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的评论不断涌现，但它们对迪士尼的刻画也不真实。很多文章往往以偏概全地诠释迪士尼的生活和工作，强行简化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关于华特·迪士尼的评论文章，多数都存在一处致命缺陷：它们没有认真研究评论对象本身。迪士尼研究，如同当今众多其他类型的学术研究，仅仅在闭门造车。研究者往往忽视迪士尼的真实生活和事业发展，频繁混淆真实事件，而只书写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其他学者已经写过的内容。这个近亲繁殖的特征，甚至超过了滥用术语等常被诟病的弊端，使得许多学术作品——无论是关于迪士尼还是其他主题——不堪卒读。
还有一些作者对迪士尼做出毫无事实依据的断言和猜测，这得到了对迪士尼怀有强烈偏见的学者的赞同。频繁提及的反犹主义，只是一系列指责中最温和的一项，迪士尼担负的罪名还包括种族主义者、厌女症患者、帝国主义者、性扭曲患者、J.埃德加·胡佛的间谍，出卖情报以掩盖自己西班牙裔私生子身份，以及恐惧死亡而将自己遗体低温冷冻。毫无疑问，这里出现了认知扭曲，迪士尼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迪士尼，无论最热切的崇拜者和批判者如何努力，或许都无法认识清楚。
年轻时，他就像贝尔兔，不停挣扎，力图挣脱查尔斯·明茨、帕特·鲍尔斯等人（更不必说欢笑动画公司的债权人了）给他设下的陷阱。他最终摆脱控制，且出人意料地创作出一种新艺术形式，而且它的潜力还远没有被他本人或其他任何人挖掘殆尽。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充满激情的年轻艺术家，一位强势的“协调者”，一位带着对待爱人般的热情仔细审查《白雪公主》每一帧镜头的人，会永远困在别人制造的荆棘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