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寻访陈独秀在北京的足迹
作者：冯雷（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民国初年，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核心，许多颇有才华的作家渐次聚拢在北京，他们共同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五四”一代的带路人无疑当推陈独秀，鲁迅曾回忆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有力的一个。”从1916年11月到1920年初，陈独秀在北京生活了不过三年多一点，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直接组织领导了震古烁今的“新文化运动”，间接影响带动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此从陈独秀一生的思想轨迹来看，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可谓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陈独秀北京故居门口 图片为作者所摄
西河沿胡同里的邀请与允诺
前门西河沿街位于北京正阳门以西，现在这里还保留着不少民国乃至满清时的建筑。胡同西口的正乙祠是清朝康熙年间浙江商人修建的银号会馆戏楼，历经三百余年，现在是中国最老的、且保存基本完好的纯木结构戏楼；胡同中段路北一座二层小楼，门楣上“察哈尔兴业银行”的字迹清晰可见；不远处一座形制相仿的二层小楼，中间的宅门明显是被封上的，门楣上的字已然不甚清晰，旁边的标牌上提示这里曾是一家眼药店。尽管离前门、大栅栏近在咫尺，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聚集了金融业、旅店业、餐饮业的繁华热闹所在，想必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初到北京就住在这条北京最早的“金融街”上。
1916年11月28日，37岁的陈独秀住进了北京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同行的还有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汪孟邹。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北上进京，之前他一直在日本、上海、安徽等地办报，此次进京也本是为了将亚东图书馆、益群书社合并改为“大书店”。但是蔡元培的造访显然改变了陈独秀的原定计划。西河沿的南边便是书肆云集的琉璃厂，陈独秀自然免不了要去“打卡”。巧的是，在琉璃厂陈独秀碰到时任北大教授的老友沈尹默，沈尹默又把这次巧遇讲给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的故交、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沈、汤都是蔡元培信任而且倚重的朋友，他们都向蔡元培举荐由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对于陈独秀和他办的《安徽俗话报》“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再加上汤尔和还拿着几册《新青年》告诉蔡元培“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这越发坚定了蔡元培“决意聘他”“与之订定”的决心。
北大红楼里陈独秀的办公室 图片为作者所摄
当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大校长，就在当天早上9点，蔡元培专程到中西旅馆来拜会陈独秀，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可陈独秀却以正在办杂志为由回绝了，蔡元培则表示可以把杂志一起带到学校里来办。据同行的汪孟邹记述，“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经过几次这样“三顾茅庐”式的邀请，陈独秀最终应允下来。由办报到办学，从游荡皖沪到定居北京，西河沿胡同里同蔡元培的几番会面直接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轨迹，这对陈独秀来说是有转折意义的。
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弱冠以来，反抗帝清”，武昌起义期间一度参政，护国运动当中坚持“倒袁”，先后署理《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以及《青年杂志》。多年从事民主革命的政治挫折使陈独秀深感中国陷入“生机断绝”的境地，而之所以迟迟无法摆脱亡国的危机，主要在于中国人“漠视国事”“殊令人心寒”。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陈独秀可能是最早开始反思“国民性”问题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陈独秀深刻意识到要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必先开启民智、争取民权、改变民性，必须从思想文化层面彻底地重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他看来，这才是最为长远的问题，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也是他日后与《新青年》同人一拍即合的关键，是他贯穿于办报、办学过程的思想线索。
陈独秀北京故居院内 图片为作者所摄
坐镇箭杆胡同，影响一代青年
1917年1月1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专函回复了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提出的请求，批准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走马上任。哲学系学生冯友兰曾回忆说：“他（指蔡元培）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陈独秀到任之后，“文科的教授也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于文科也另眼看待。学校是变相的科举的观念打破了。学生中间，开始觉得入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得个人仕途的‘出身’”。
不久陈独秀将家眷和《新青年》编辑部全都安顿在东城的箭杆胡同里，1917年2月1日发表《文学革命论》时，陈独秀已经住进这个小院了。箭杆胡同往北不远便是北大，当年这一带是北大三院学生宿舍。胡同其实有些偏僻，不知从何时起，胡同东段已经堵死，成了个死胡同，整条街上只留下了陈独秀曾经住过的院子。院子原本分东西两个部分，西院为房东居住，东院租给陈独秀，陈独秀和高君曼以及陈鹤年、陈子美住在南房，将北房留给《新青年》做编辑部。在建党百年之际，经过腾退、修葺，箭杆胡同的这处陈独秀故居已面向公众开放，去年伴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一时间游人如织。
蔡元培（前排左二）、陈独秀（前排左三）、梁漱溟（前排左四）等在北大合影。 资料图片
陈独秀最初计划试干三个月，但实际做了有两年半，在北京期间，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个偏僻胡同的小院里度过的。陈独秀的生活并不算宽裕，但与李大钊、胡适在北京时的多次迁居不同，陈独秀很快就租下了箭杆胡同的这套院子，直到他后来黯然离京，其间一直没有搬过家。这似乎也说明陈独秀在北大备受尊崇和优待。从薪酬薄上可知，陈独秀300元的月薪虽然略低于理科学长夏元瑮的350元，但名字排序却仅在校长蔡元培之后，位居第二，并且300元的薪酬也仅次于蔡、夏，在全校排第三。1918年10月，北大红楼建成，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办公室在二层楼梯口左手边南侧第一间，非常宽敞，光照甚好。
随着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到来，从1917年4月起，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等先后在北大执教，不难想象，新文化运动的同人们会频繁出入于箭杆胡同，小小的庭院在历史上却曾是鸿儒聚首的地方。《新青年》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假如没有《新青年》及其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在北大校园之外也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也正因此，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正是由北大和《新青年》，尤其是箭杆胡同时期的《新青年》这“一校一刊”双轮驱动的。而为这双轮掌舵的当然是陈独秀。胡适曾说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的特别性质是他一往直前的定力”。鲁迅虽戏称自己当时的创作是“遵命文学”，“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但却又很严肃地讲道：“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尊奉的命令”，“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独秀脾气火爆、性格执拗，颇有“家长制”的作风，这并非毫无来由。英文系学生许德珩和陈独秀之间曾有一桩趣事：陈独秀整顿课堂纪律，他“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把黎元洪侄子的缺勤记在许德珩头上，许德珩“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砸碎了布告牌。陈独秀大怒，因之又记过一次。许德珩再次砸了布告牌，并且站在陈独秀办公室门前搦战，要同他说理。此事立刻为蔡元培所知悉，经蔡调查，搞明白了原来确实是陈独秀弄错了，责令陈收回成命，好言劝慰。陈独秀为人刚劲、猛毅，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胡适等绝不相类，但也正是这种性情使得他无论蒙受什么样的挫折和打击，仍时时蓄存着相当的决心和信心，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坚决和凌厉同各种守旧势力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包括在日后抓住历史机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和许德珩后来冰释前嫌，1919年冬陈独秀出狱之后，许德珩还受李大钊之托帮陈独秀在上海寻找房子。后来，陈独秀客居江津，许德珩还多次去探望，从中也不难看出许德珩对陈独秀的敬佩。事实上，陈独秀为人处世上虽然有强势的一面，但也颇有海纳百川的一面，新文学同人其实并非那样亲密无间，尤其胡适同其他几位的关系都很一般，假如没有陈独秀的领导、维系，很难想象北京时期的《新青年》能大获成功，产生空前的影响。
1918年1月，《新青年》正式改为同人刊物，由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陈独秀、胡适等六人轮流主编，“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有研究称，《新青年》在创刊之初发行量大约在一千份左右，1917年之后“销数渐增，最高额达一万五六千份”。《新青年》的读者数量可能比这个销售额还要多，比如像先前汤尔和拿着几册《新青年》给蔡元培看，类似这样一份刊物几人传阅的情况，在清贫的学生群体当中恐怕要